背景：漢代初期，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相當激烈。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與漢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因為實行了這種廢除別家的思想，推崇儒家思想的統治政策 。

漢武帝時因為多年來的休養生息政策，國家實力逐步強大。統治者可以改變無為而治的策略，開始有所作為。董仲舒提出了這種方略，以統一思想，並且為政策尋找合理解釋。他改革了儒家的傳統思想，宣揚統一。被皇帝接納。所以獨尊儒術了，其他家的思想被拒絕在國家的主流思想之外。

影響與作用：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漢初奉行黃老思想，主張無為，最大的貢獻是培養國力，因為當時經歷多年戰亂，國力空虛，黃老之學正好適應了當時人們厭惡暴政，渴望寧靜安定的願望。

但是到漢武帝時期，經過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漢朝國力已經大大增強，為“有為”提供了基礎，黃老之學並不適合帝國體制的中央集權化傾向，在大有作為的時代，黃老之學必然要退出，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然成為當時的最佳選擇。

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學，強調尊君與大一統，最直接反映了漢武帝時代中央集權帝國體制的政治需求，具體化為三綱五常。但漢武帝獨尊儒術其實是為了中央集權尋找意識形態的支撐，運用政權力量來控制意識形態。

簡單說還是當時的歷史情況決定的，在他之前，漢朝經歷了文景之治，國家經濟上升，但是邊界還是屢次遭到侵犯，這讓漢武帝感覺，道家的無為而治能夠發展經濟，但是卻嚇不走敵人，即便國家再富有，沒有安定的邊境也不行，所以他才拋棄道家，轉而支援儒家。

第一,漢初,遭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摧殘的儒學逐漸抬頭.漢惠帝廢除《挾書律》,促使諸子百家學說復甦,其中以儒、道兩家影響較大.至漢武帝即位,儒學已經發展到名家輩出、學科精細的繁榮階段.儒學的發展也進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學習、研究儒學.面對這種不可抗拒的學術思潮和學者群體,任何政治家也不能無視它的存在和價值.因此,漢武帝推行“舉賢良對策”,以選拔人才.第二,尖銳的社會問題呼喚新的政治思想.漢武帝即位時面臨著嚴峻的形勢：一是邊境不寧.匈奴威脅著西漢北方邊疆,南方邊疆因少數民族尚未完全歸順,也很不安定.二是王國勢大,威脅中央.三是階級矛盾激化.隨著地主階級及諸侯國勢力的強大,一些官僚、貴族憑藉封建特權,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掠奪,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加重,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這些情況要求統治者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以加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而作為漢初統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張清靜無為,已不能滿足這一政治需要.第三,董仲舒結合了道家、陰陽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造,以適應統治者的需要.針對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主張儒家六經之外的各家學術,都應當罷黜,以思想的統一來保證國家政治的統一.針對加強君權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和“君權神授”的思想,宣揚封建專制君主是“天”在人間的代表,為君權獨尊披上了神聖的外衣.針對土地兼併現象,董仲舒進一步發揮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張限田、薄斂、省役,以減輕國家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使土地和勞動力比較穩定地結合,以緩和階級矛盾.針對為人處世的標準,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認為君臣倫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違背,以此來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第四,漢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漢國力強盛之時.國力允許的客觀條件,再加上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個性,決定了他必然會有所作為.他對內鞏固和強化中央集權；對外征討匈奴以除邊患,開疆拓土.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個權威的思想作為堅實的理論基礎,為其政治目標服務,而經過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漢武帝的需要.

道家思想在漢武帝之前一直實行，但漢武帝時期國富民強，反而因為道家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期諸侯實力強大，發生七王之亂，而且匈奴威脅長安，必須需要作為。

而董仲舒的儒家思想迎合時代需要，實行的是外儒內法。簡單說就是用溫情的方式搞權力，畢竟老百姓只要不被逼死很少造反的。

還有三綱五常，並採用大儒做為博士，思想進行鞏固。設立地方學校和太學，簡直天下英雄皆入他帳中營。

只要適應時代需要，即鞏固封建統治就行。比如其實董仲舒思想就是糅合了法家，佛家，陰陽五行等思想。所以重要的不是名字，而是需要，滿足需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