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黃州的蘇軾，心中有太多亟待思考與整理的問題，然而烏臺詩案的經驗，讓他在與人的互動上產生了恐懼，又因為不得籤書公事的處置，讓他只能過著渾噩昏沈、無所是適的日子，於是自然山水成了他尋找慰藉、整理思緒的最佳物件，從開始的晝伏夜出，到形隻影單的造訪山水，最後呼朋引伴的與當地友人朝夕相從，他逐漸從遊賞山水的過程中找到能夠坦然面對順境、又足以超然逆境的精神力量，而這些心路理歷程正展現黃州時期山水詩的主題內涵中。
藉由山水景物來思考生命中的重要課題，本來就是蘇軾山水詩的特殊風格之一，只是黃州時期展露得更加明顯，不但摹山範水的內容相對減少許多，甚至在題目上直接表明是遊賞山水的作品，內容卻著重在經由山水景物所引發的人生思考；或者題目上直接表明是歌詠梅花海棠的作品，卻又自然的以山水景物為背景，襯托出花草在自然世界中的風姿與格調。真實的自然山水與心靈中的生命山水相互輝映的主題內涵，造就了蘇軾黃州時期山水詩特殊風格。
山水景物對古代知識份子而言，自有其令人無法招架的獨特魅力，一來得以盡洗世俗塵垢，二來又能提供觀照生命的氛圍，所以置身自然山水之中，常會不自覺的放下諸端雜念，靜心觀賞著宇宙天地間自然和諧的律動，不但凡俗的一切干擾能夠暫時消釋於無形，得失榮辱不縈於心，甚至能夠暫時忘卻肉身的存在，而與萬物相融為一！
憑藉文學上的過人才華，以及神宗皇帝的賞識，蘇軾初登仕途時是相當風光耀眼的，即便在熙寧四年（一○七一)因為與王安石理念不合而上疏請求外任地方，卻依舊能夠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盡心國事之餘，將生活安排的有聲有色、逍遙寫意；如今貶謫黃州卻是帶罪之身，不但因為「不得籤書公事」的處置，讓他的生活頓時失去重心而變得無所是適，經濟生活更是因為沒有俸祿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常常需要接受親朋故舊的接濟，這樣的處境讓蘇軾頗覺難堪，所以詩文作品中總是不經意的流露出自我解嘲的無奈！
黃州山水之中，寄託了多少蘇軾對過去歲月的反覆思索，而透過不時的自我解嘲，他得以在情緒性的發洩滿腹牢騷之後，重新調整面對現實世界的態度，並逐漸找到安頓身心的憑藉與方法，更重要的是，自然界的山水林泉讓蘇軾在突圍解套的過程中，依然心存高遠，對生命懷抱著希望與熱情！
不論是尋常生活或者超越凡俗的精神生命，蘇軾都不願意得過且過、敷衍對待，所以初到黃州時意興闌珊、投閒置散的態度，只是一種破繭而出之前的短暫沉潛，畢竟烏臺詩案所帶來的衝擊與傷害都是蘇軾始料未及的，生活的內容、生命的態度、以及人生的思考，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當中，這絕不是自簡單的我寬慰就能消釋的生命課題，進退失據的他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來重整失序的人生！
孤獨淒涼的來到黃州，蘇軾當然不可能馬上走出無端遭貶的陰影，而在他努力尋求解脫的過程中，也不可能毫無憤慨不平的情緒產生，難得的是，當蘇軾在宣洩這些複雜情緒的同時，也積極的對生命進行更深層的思考，並沒有耽溺於自憐自怨的泥淖裡，寓居定惠院時驚見與雜花野草為伍的海棠，雖然不免借花抒懷，寄託天涯淪落之感，卻也隱含了對自己落難黃州的重新思考！
烏臺詩案是蘇軾一生最重大的轉折關鍵，在這之前，他也跟古代其他知識份子一樣，滿懷著致君堯舜的宏偉抱負，卻因為捲入新舊兩大政治勢力相互傾軋的風波之中，而招來各方的排擠與構陷，即使為了遠離政治權勢中心而自請外任地方，仍然沒有躲過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慘痛的一次政治迫害，帶著惶恐不安、蒙冤不平的複雜情緒，他來到陌生僻遠的黃州，開始一段長達五年的謫居歲月。
正所謂得失相隨、禍福相因，蘇軾非但沒有因為政治迫害的打擊、以及謫居生活的艱苦多難而屈服沉淪，反而藉由黃州尋常山水的洗滌，懂得脫去生命中的繁華表相，重新觀照質樸淳厚的本質。相較於其他時期的山水詩歌，黃州山水詩中呈現的通常不是遊賞山水的喜樂，而是置身山水之中的蘇軾，面對當前苦難人生的深刻思考與觀照。
在缺乏名山勝水的黃州，他開始萌生親身實踐歸隱生活的念頭，棄絕肉身的享樂與安逸，在黃州城東門外的坡壟上整地種植，結交當地互動密切的友人，因為他要實踐的不是離群索居、落落寡歡的歸隱生活，而是重拾天真、超然自在的尋常人生。致君堯舜的儒家教條雖然自此開始動搖，卻仍舊無法從蘇軾的生命中完全根除，他需要一種可以超越世俗價值與桎梏的力量，讓他既身處俗世之中，承認現實世界的存在，又能憂樂兩忘、隨緣自在，而他天賦性格中原就隱含的超然曠達，便在遭逢苦難的時候發揮作用。
經過現實人生的嚴厲考驗之後，超然曠達的思想終於脫離天馬行空的意識型態，具體實踐於現實人生當中，而這種超曠胸懷的成型，讓他在面對未來人生的各種風波時，擁有了更堅韌而雍容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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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黃州的蘇軾，心中有太多亟待思考與整理的問題，然而烏臺詩案的經驗，讓他在與人的互動上產生了恐懼，又因為不得籤書公事的處置，讓他只能過著渾噩昏沈、無所是適的日子，於是自然山水成了他尋找慰藉、整理思緒的最佳物件，從開始的晝伏夜出，到形隻影單的造訪山水，最後呼朋引伴的與當地友人朝夕相從，他逐漸從遊賞山水的過程中找到能夠坦然面對順境、又足以超然逆境的精神力量，而這些心路理歷程正展現黃州時期山水詩的主題內涵中。
藉由山水景物來思考生命中的重要課題，本來就是蘇軾山水詩的特殊風格之一，只是黃州時期展露得更加明顯，不但摹山範水的內容相對減少許多，甚至在題目上直接表明是遊賞山水的作品，內容卻著重在經由山水景物所引發的人生思考；或者題目上直接表明是歌詠梅花海棠的作品，卻又自然的以山水景物為背景，襯托出花草在自然世界中的風姿與格調。真實的自然山水與心靈中的生命山水相互輝映的主題內涵，造就了蘇軾黃州時期山水詩特殊風格。
一、對山水景緻的靜心觀賞山水景物對古代知識份子而言，自有其令人無法招架的獨特魅力，一來得以盡洗世俗塵垢，二來又能提供觀照生命的氛圍，所以置身自然山水之中，常會不自覺的放下諸端雜念，靜心觀賞著宇宙天地間自然和諧的律動，不但凡俗的一切干擾能夠暫時消釋於無形，得失榮辱不縈於心，甚至能夠暫時忘卻肉身的存在，而與萬物相融為一！
二、對過往歲月的自我解嘲憑藉文學上的過人才華，以及神宗皇帝的賞識，蘇軾初登仕途時是相當風光耀眼的，即便在熙寧四年（一○七一)因為與王安石理念不合而上疏請求外任地方，卻依舊能夠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盡心國事之餘，將生活安排的有聲有色、逍遙寫意；如今貶謫黃州卻是帶罪之身，不但因為「不得籤書公事」的處置，讓他的生活頓時失去重心而變得無所是適，經濟生活更是因為沒有俸祿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常常需要接受親朋故舊的接濟，這樣的處境讓蘇軾頗覺難堪，所以詩文作品中總是不經意的流露出自我解嘲的無奈！
黃州山水之中，寄託了多少蘇軾對過去歲月的反覆思索，而透過不時的自我解嘲，他得以在情緒性的發洩滿腹牢騷之後，重新調整面對現實世界的態度，並逐漸找到安頓身心的憑藉與方法，更重要的是，自然界的山水林泉讓蘇軾在突圍解套的過程中，依然心存高遠，對生命懷抱著希望與熱情！
三、對眼前生活的重新安排不論是尋常生活或者超越凡俗的精神生命，蘇軾都不願意得過且過、敷衍對待，所以初到黃州時意興闌珊、投閒置散的態度，只是一種破繭而出之前的短暫沉潛，畢竟烏臺詩案所帶來的衝擊與傷害都是蘇軾始料未及的，生活的內容、生命的態度、以及人生的思考，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當中，這絕不是自簡單的我寬慰就能消釋的生命課題，進退失據的他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來重整失序的人生！
四、對未來生命的深層思考孤獨淒涼的來到黃州，蘇軾當然不可能馬上走出無端遭貶的陰影，而在他努力尋求解脫的過程中，也不可能毫無憤慨不平的情緒產生，難得的是，當蘇軾在宣洩這些複雜情緒的同時，也積極的對生命進行更深層的思考，並沒有耽溺於自憐自怨的泥淖裡，寓居定惠院時驚見與雜花野草為伍的海棠，雖然不免借花抒懷，寄託天涯淪落之感，卻也隱含了對自己落難黃州的重新思考！
總的來說烏臺詩案是蘇軾一生最重大的轉折關鍵，在這之前，他也跟古代其他知識份子一樣，滿懷著致君堯舜的宏偉抱負，卻因為捲入新舊兩大政治勢力相互傾軋的風波之中，而招來各方的排擠與構陷，即使為了遠離政治權勢中心而自請外任地方，仍然沒有躲過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慘痛的一次政治迫害，帶著惶恐不安、蒙冤不平的複雜情緒，他來到陌生僻遠的黃州，開始一段長達五年的謫居歲月。
正所謂得失相隨、禍福相因，蘇軾非但沒有因為政治迫害的打擊、以及謫居生活的艱苦多難而屈服沉淪，反而藉由黃州尋常山水的洗滌，懂得脫去生命中的繁華表相，重新觀照質樸淳厚的本質。相較於其他時期的山水詩歌，黃州山水詩中呈現的通常不是遊賞山水的喜樂，而是置身山水之中的蘇軾，面對當前苦難人生的深刻思考與觀照。
在缺乏名山勝水的黃州，他開始萌生親身實踐歸隱生活的念頭，棄絕肉身的享樂與安逸，在黃州城東門外的坡壟上整地種植，結交當地互動密切的友人，因為他要實踐的不是離群索居、落落寡歡的歸隱生活，而是重拾天真、超然自在的尋常人生。致君堯舜的儒家教條雖然自此開始動搖，卻仍舊無法從蘇軾的生命中完全根除，他需要一種可以超越世俗價值與桎梏的力量，讓他既身處俗世之中，承認現實世界的存在，又能憂樂兩忘、隨緣自在，而他天賦性格中原就隱含的超然曠達，便在遭逢苦難的時候發揮作用。
經過現實人生的嚴厲考驗之後，超然曠達的思想終於脫離天馬行空的意識型態，具體實踐於現實人生當中，而這種超曠胸懷的成型，讓他在面對未來人生的各種風波時，擁有了更堅韌而雍容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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