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地盤，不是最重要，唐節度使是，有了一個過度的，幾乎不受節制的權力，轄區內軍政，民政，經濟各項，節度使都管的著。而清，總督，卻收到了足夠節制，管兩三個省，直隸地區一省。主管軍政，兼理民政。這裡卻偏偏又有一個巡撫，品級低於總督，卻沒有上下級直屬關係都是直接對皇帝負責，巡撫主理一省民政，兼理軍政。和總督各有分工，卻有很多工作互有牽扯，都管的著對方範圍內一些工作，……如果這兩個人關係不太好……

唐代的藩鎮和清代的總督在性質上的不同，決定了兩者不會出現相同的結果。

一、先看一下唐代藩鎮，就知道它為什麼會亂。

（一）藩鎮的成因。唐帝國的戰力之強和疆域之大，在歷史上幾可媲美蒙元。但是，漫長的邊境線需要強大的藩籬，才足以保障對抗吐蕃、回紇、大食等異族政權的侵襲。所以從北周時期形成的府兵制已經不能滿足戰爭需要，募兵制和節度使制度應運而生。同時，唐帝國從高祖一直到玄宗中期，幾代帝王都英明神武，節度使也是名將輩出（王忠嗣、哥舒翰等），帝國統治看上去穩固如山。因此，志得意滿、天下無憂的李隆基索性將人事任免、財政等本應屬於中央的各項權力全部下放給各大藩鎮，給後來藩鎮擁兵自重埋下了伏筆。

（二）藩鎮割據的轉折點——安史之亂。一場突如其來的“安史之亂”打開了帝國的“潘多拉盒子”，盛世背後的膿瘡暗疤噴湧而出。七年後，安、史覆滅，藩鎮卻在戰爭中逐漸做大，成為帝國的惡性腫瘤。再加上中央權威的喪失，天下藩鎮“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代宗）寬仁，一聽其所為……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資治通鑑》）。各藩鎮均成獨立王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早成慣例。以唐代宗李豫執政期間為例，從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到大曆七年（公元772年），劍南、同華、淮西、幽州數鎮官員上下攻殺、自行篡代，各種兵變、叛亂此起彼伏、迴圈上演。德宗時也好不了哪裡去，僅宣武一鎮七年間就爆發五次兵變，節度使更是七易其主，而中央政府同樣只能眼巴巴的看著卻無能為力。

（三）宣、憲二宗，短暫迴光返照。“大中之治”、“元和中興”曾讓世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在與藩鎮的鬥爭中大佔上風。無奈帝國早已沉痾難起，而且這爺倆爭先恐後地服用金丹，一箇中毒而死，一個亡於太監之手，本來形勢一片大好的藩鎮重新進入混亂狀態，大唐的最後一抹光亮也迅速消失。

二、再說一下清朝總督，就知道它為什麼不會亂。

（一）與藩鎮體制上的區別。總督一職源於明代末期，為了清剿流匪、協調各省聯合作戰而設，一般管三、五個省（如熊廷弼），甚至七個省（如孫傳庭）。清代沿襲了這一職務，雖然權力很大，但也僅僅在巡撫（省長）之上。更重要的是，清代的省就是普通的行政區，沒有獨立的財權和人事任免權，這就與唐代的藩鎮有了根本性的區別，幾乎沒有任何造反的可能。

（二）清代君權的強化。有人說，中國的專制制度只真正存在於清代，這話大有道理。在清代之前的各朝各代（不包括遼、金、元），君權雖然逐步得到強化，但是，它一直都有另外一隻手在牽制，就是“相權”。正是這個“相權”，在漢、唐、宋、明各代對“皇權”進行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比如諫諍（奏議、封駁）、廷議、票擬、監察——沒有讓皇權成為一匹脫韁甚至失控的Mustang。但是，到了清代，軍機處的設立，讓皇帝完全而且徹底地繞開了內閣，皇權一家獨大並逐漸失控，言官、諫官消失，朝堂之上再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包括各級官員在內的所有人逐漸淪為擺設，“不違逆領導”成為社會主流。

（三）思想奴化的成功。這一點和君權的強化相輔相成。清軍入關後，對中原的征服採取了“兩手抓兩手硬”。一是暴力威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撬動了一個民族人性最深處的惶恐；同時，到康熙的時候，對孔子的一拜和重視科舉，又瞬間收服了漢族士人的心。從此，愛新覺羅氏從一蠻族之奴隸主成功轉型為全天下的奴隸主，經過200多年的教化，滿漢一家，“奴性”入骨。最典型的例子是，太平天國被鎮壓後，大清其實出現了和唐代“安史之亂”後一樣的景象，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如同唐代的僕固懷恩、田承嗣、李希烈，手握只效忠本人不效忠朝廷的重兵，而且，曾國藩弟弟曾國荃就明確想擁戴其造反。但是，這位古往今來“立功立德立言”的大聖人不僅嚴詞拒絕，還立即解散湘軍，跪舔清廷，以示忠貞。單從這一點來說，“我大清”的奴化教育是極其成功的。因為，有誰見過木偶造反的嗎？

唐朝的藩鎮割據不是一兩個或幾個強人造成的。而是一股股軍事力量演變的，藩鎮普遍承認唐政府，卻經常不願接受得不到好處的調派，藩鎮的首領也經常被自下而上的兵變幹掉，根本原因還是利益的傳承得不到中央政府的保障，缺乏紐帶機制。清末，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漢地各總督、巡撫搞的東南互保與藩鎮割據有什麼區別？

這其實是一個大一統朝代都面臨的難題，唐朝疆域太大，東北、西南、西北都有強敵，把這個問題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