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去問問明朝和清朝的統治者，那兩朝中央高度集權，明朝廢除了丞相，但是加了內閣，一定程度上也有利於國家機器的運轉吧。否則的話20多年不上朝不就停擺了嗎？清朝增設了軍機處雖說大臣跪受筆錄而已，但肯定沒有那麼簡單，肯定也是重臣。但毫無疑問廢除相權肯定是有利於君主集權。千百年來相權與君權總在此消彼長之間。

古代帝國要想搞好專制，真正要打的不是帝國官僚，而是貴族門閥。

至少在理想的情況下，帝國政府的官吏是受僱並受命於帝國政權的，是帝國政權的打工仔，不管他們是在地方還是在朝廷，從縣丞到平章事都是一樣。只要體系運作得當，他們就是帝國行政機器的一部分。當然了，個人的需求和野心也會使一些官吏偏離這樣的軌道，但這樣的偏離並不是計劃的一部分。帝國的運轉離不開這些層層到位的官吏。

真正干擾帝國專制的，是貴族門閥。他們可以掌握生產資料、調動人員，甚至有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地方自治。想象一下中世紀歐洲鄉村那種“一地一堡一領主”的環境吧，如果這樣的環境出現在古代的中國，或者其他任何需要推行君主專制的古代國家，那麼在帝國政權把自己的行政能力伸展到地方的過程中，有可能不觸及這些人的利益嗎？

除非把這些人也收納進帝國體系裡，把他們也從豪強變成官僚。

於是矛盾就出現在這裡：從理想情況來說，宰相等高官，都應當是帝國的官吏，而不是靠門閥勢力上位並施展影響的貴胄。但問題是在實際的情況中，“帝國官僚”和“豪族門閥”這兩個身份經常重合，導致這些帝國高官的行動也不那麼純粹，在履行官僚職責之外，還要夾帶自己身為貴族或者貴族黨羽的私貨。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削弱他們乃至換血，都有可能成為必要之舉。

所以說，古人搞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主要的問題不是相權，而是任何有可能不受控制、或者阻礙帝國施政的東西。如果皇帝身邊的高官真的能被管住，為皇帝和帝國賣命，不搞自己的小事情，那削不削弱相權，又有多大的影響呢？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皇權至高無上，相權來自於皇權，並服務於皇權。以上，是正常的皇權和相權秩序。

削減相權，的確有利於皇權的專制，因為我們先得搞清楚是誰削減了相權，答案是唯一的皇權。相星侵蝕帝星，帝星反殺相星，這種行為本身就會嚇退許多覬覦皇權的窺視之心，提高皇權的專制力。

康熙年間，有一個叫佟國維的權相，此人有本事，上馬制軍，下馬管民，還和康熙一起二次親征葛爾丹。不光如此，此人還是國舅爺，搞關係很有一套，時人稱之為佟半朝。佟半朝這個稱呼，我總覺得取這名的人不懷好意，是在康熙面前給他挖的暗坑。居然的是，佟半朝竟然如此高調地混到了退休。在他退休後的第四個年頭，為了佟氏家族的長遠富貴，半朝同志揣摩帝心，摻和了立嫡的純皇室家事務，同時，立嫡也是聖綱獨斷的大事。於是，康熙帝舅舅也不認了，退休人員的面子也不給了，曾一度嚇唬半朝同志要摘他的瓢。

從半朝同志的遭遇中，我們可以明白，秉承聖意、遵從皇命的半朝是可以光榮致仕滴，而侵越皇權的半朝就有摘瓢的危險。

如果說相國佟國維的行為的確侵略到皇權，那汪由敦就太苦逼了，他沒那個心也沒那個膽侵皇權，僅僅是因為求了個情。“叭”，到手一半的相位就沒有了。

汪由敦的書讀得明白，人家是翰林，他也是乾隆的人，反正雍正朝他只做到了五品官。在乾隆朝，他積極參加金川軍務，乾隆有個習慣，只管民務的做不到相位，得懂軍務。以上，汪尚書都夠格，但是，他是張廷玉的學生。張廷玉可謂是三朝老臣，很會辦事，也精通洗地，最成功的案例是把雍正洗得白亮白亮滴！張廷玉還主修明史，呵呵！此處容我罵他一聲簒改的狗賊！不扯了，張廷玉當時已 退休，正向乾隆講想進太廟的條件，乾隆挺火大。為什麼呢？因為張廷玉言必稱奴才，奴才是不能提條件的，伸手要不行！只能皇帝賜。僅僅因為一個禮儀的問題，張廷玉派兒子到皇宮謝恩，而沒有親自去，乾隆就動了抄他家的念頭。汪由敦向乾隆求情，說老師七十多了，為國盡忠幾代，聖上仁厚，賜他個晚年榮耀，不寒天下臣子之心。提到忠，乾隆就煩了，發了一通張廷玉不忠的牢騷，順帶，也把不忠的張廷玉說成忠臣的汪由敦晾起來了。想想，乾隆應該學過邏輯學，總之，從此相位和由敦無緣。

說明一下，康熙朝的相出自上書房，乾隆朝的相出自軍機處。

肯定不是的，一個宰相每個時代所賦予的權利都不一樣，但是最重要的一點，一定會對皇權的集中有分散作用和制約作用，在封建皇權集中的朝代，一個王朝的興衰完全取決於皇帝個人的能力和喜好，如果有抱負對國家有責任的還好，如果遇到荒淫無度的，哪對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將是一個災難，所以個人認為宰相的存在在封建時代是必不可少的，過度的削權對國家的發展起不到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