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譽為“詩仙”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號鐵AVANCIER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漢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歷史治水名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元好問（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至大蒙古國時期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元好問自幼聰慧，有“神童”之譽。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漢族，幼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浙江餘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書法家兼軍事家、教育家。納蘭性德（1655年1月19日—1685年7月1日），納蘭氏，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清朝初年詞人，原名納蘭成德，一度因避諱太子保成而改名納蘭性德。詞風“清麗婉約，哀感頑豔，格高韻遠，獨具特色”

1、遊學天下的漂泊心態的歸依.

總的來說,傳統文人的啟蒙思想就是修齊治平,立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因此,朝廷與江湖便是他們人生的兩大處境.但不論在朝在野,根植於他們骨子中的故鄉情結會終其一生.那麼,所有的山水描寫便在潛意識中有了一個參照,這個參照就是故鄉的山山水水.宋代張詠詩云：“莫訝臨歧再回首,江山重疊故人稀.”面對著旅途上的每一處山水,詩人心裡揣著的是故鄉和親人,而讓他永不停息地跋涉的正是在故鄉和童年樹立的匡世的理想和報國的抱負.《中山詩話》亦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所以說,詩人的山水田園情結,其實就是漂泊心態的歸依.

李白是在四川長大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巴蜀的奇麗山水培育了他的壯闊胸懷.二十五歲,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離別故土,漫遊四方.在他漫長的遊歷生涯中,山水成了他漂泊的歸依.

2、政治、仕途坎坷的自我療救.

　自古詩人多名舛,不少詩人年輕時也曾氣衝霄漢：“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如今把示君,誰有不平事”（賈島《劍客》）.然而,這些恃才傲物睥睨天下的人大都在現實中碰得鼻青臉腫.但詩人的傲骨即使屢遭打擊也不會變成媚骨,於是,詩人的一生註定坎坷而黯淡.理想的破滅,生命的潦倒終於讓詩人認清了自己的“性”,認清了自己的“命”,“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仕途的窮處,並非生命的盡頭,“引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終南別業》）,在這兒,詩人們都找到了另外一扇窗子,“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李白《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開啟窗子,只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只見“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王維《山居秋暝》）.詩人們一頭扎進自然,用山水田園來平衡失重的命運,用山水田園來慰藉創傷的心靈.

3、自覺人格的理想追求.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論語·雍也》).山水是詩人們自覺人格的理想追求.山水田園詩,傳遞了文人墨客的人格精神.

　　魏晉六朝在中國思想史、藝術史上都是一個極其輝煌的時代,由於統治者窮奢極欲,官場黯無天日,於是許許多多的文人士大夫,便紛紛從功名利祿中逃遁出來,去尋找自己的人格存在,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這樣自然地便一下子找到了老莊.老子的“無為”與莊子的逍遙觀,成了魏晉“玄學”的主旋律.現實生活中的文化人往往是孤獨的,文化人的心靈更是孤獨的.一個人永遠也無法窮盡另一個人的心理世界,孤獨的心靈總是希望找到一個外界的共振與認同,這個外界,對於詩人而言,就是自然山水.當文人士大夫將自然山水看成知音,他們的人格在自然山水之中達到了一種妥帖的認同與共振,這就是人與山水自然的一種息息相通,心心相印.面對巍峨的高山,會產生一種崇高感；面對涓涓的流水,會產生一種柔美感.大自然的雄偉高大、寬闊陰柔漸漸成為一種人格現象,“崇高”“優美”等便成為一種人格的象徵.

　　後來隨著佛教的漸入,釋迦的以“虛、靜、淡、遠、明”為核心的“空明心性”就構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的主脈.以陰柔之水為其表象和內涵的人格追求,成為最高尚的人格標示.於是,文人們放懷山水,去尋找精神的自由解脫,在山水中以期得到一種人格的完善.

4、審美情趣的外化.

　　古人認為,物“興”情.這其實就說明了山水是詩人內在精神的　《文心雕龍·詮賦》：“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這裡劉勰雖然是在談論賦的創作,卻無意中道出了自然萬物與人的情感的交流.山水田園既“興”起了詩人的情感,同時,山水田園也無不打上這感情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