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認為每個封建王朝建立後，都會有一個從大亂到大治的繁榮時期，因為推翻一個王朝會滅掉大部分上一個王朝龐大的寄食階層，新的寄食階層數量較小，社會生產效率就高，出現社會繁榮是必然的。

貞觀之治這樣所謂的太平盛世還會有，

但是滅東突厥滅薛延陀給邊疆民族被尊稱為“天可汗”，那就不一定了。

首先我們應該清楚一點，李建成，並沒有史書那般昏庸無道，不堪大用。

史書記載：

“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建成、元吉，實為二兇。中外交構，人神不容。”

正史上的這段話，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罵得是豬狗不如，天理難容，如果李建成當上皇帝，勢必連胡亥，楊廣都比不上。如果按照正史的說法，李建成不退出歷史舞臺，大唐危矣。

但是，實際上呢？

沒有李建成，李世民哪能在戰場上一往無前，贏了可以繼續打，輸了回去休養生息。當時的長安，尚不穩定，出爾反爾的突厥，剛剛歸降的戰士，民心政權，一系列問題都需要領導人李淵和負責人李建成一一解決。

618年到626年，唐政權內部政治清明，那個時候的國家是誰在治理？如果唐初史學家說是李淵的功勞，問題又來了，在這些人筆下，李淵可是整天在後宮享樂啊！ 就算這段時間治國全靠一些賢明的大臣，總要有人主事，總要有人決策，這個決策人不可能是在外打仗的李世民，要麼是天子李淵，要麼是監國的建成。

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一個建設根據地，一個開闢新地盤，各司其職。

而且還有一個無論怎樣都無法掩蓋掉的漏洞：

魏徵

魏徵曾經有一條重要的建議：“秦王的聲望越來越高，恐怕不利於您今後的地位，請下定決心，早一點除掉他。”

可是，李建成顧念兄弟之情，沒有及早動手。反倒被李世民殺了個回馬槍，射殺於玄武門。

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裝模作樣地問魏徵：“你為什麼要挑撥我們兄弟間的感情？”魏徵也不害怕，直言不諱地說：“太子如果早用我的計謀，就不會有今天的災禍了！”

李世民被搶白了，魏徵的言辭用意很明顯：太子不用我的計謀是因為他顧念兄弟之情，而你卻殺了自己的親兄弟。

但是，單從李建成對魏徵的賞識，就能判斷李建成看人的眼光不比李世民差。

無法迴避魏徵，唐史編撰者只能儘量把李建成的功勞推到魏徵身上，似乎李建成做的一切英明決定都是魏徵的手筆。事實究竟如何無法考證，但是，李建成是個管理者，點子都是打工者出的，管理者只要拿對主意，就是一個優秀的管理者。這仍然從側面說明了李建成的能力。

隱太子李建成，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建功成業。

具體的，他是個治國理政能手，政務能力強，有一定的軍事能力，有較強的責任感，為人處世夠圓滑，私德好，統御力一般，不夠果決。

總體來說，是個能人，是名正言順的太子和十分合格的二代接班人。只是，弟弟更牛，也更狠。

而他的二弟，天策上將秦王李世民，也配得上自己的名字——濟世安民。

如果當時李建成贏了，他也可以開創大唐的百年盛世，可是，想要開疆拓土，可能並沒有李世民這樣，可以萬朝來賀，可以被尊為天可汗，但是作為一個合格守成之主，開創一個文景，開皇這般的太平盛世，應該是綽綽有餘。

歷史學上有句名言：歷史是苛刻的，它對於以發生的事，不允許有任何改變；歷史是寬容的，它對於未發生的事，可以做任何的設想。我們假設一下，如果說“玄武門之變”的劇情反轉了，太子李建成登基做了皇帝會不會有“貞觀之治”那樣的盛世？可能性不大，基本上可以說他達不到李世民的那個高度。

李建成雖然沒有執政，但我們可以從他被殺之前的經歷和作為來分析。

李淵起兵時，命李世民領兵爭戰，命李建成留守。二人之間的矛盾從這時就開始了。到李世民削平關東以後，矛盾就更深了。劉黑闥再度起兵時，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提醒建成說：“秦王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議他去討伐劉黑闥，一、可以立功，提高威望；二、可以藉此機會“因結山東英俊”，就是培植黨羽。建成為樹立自己的威望，同意了這一建議。

李建成為了加強軍事勢力，私募驍勇二千餘人，屯守東宮左右長林門，號稱“長林兵”。又拉攏後宮妃嬪，特別是高祖寵妃張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毀世民。還聯合元吉多次策劃謀害李世民。這就不是一個胸懷寬廣的人能做出來的事。

再說李世民，少嫻軍事，能征善戰。自晉陽起兵，北翦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輕掃劉黑闥，奠定了全國統一的基礎。

從上述種種做法來比較，李建成不論是謀略、戰功、威望、胸懷等等，和李世民就不是一個檔次，即使他登基做了皇帝，他的成就也不會達到“貞觀之治”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