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本名並不是武侯祠，而是漢昭烈廟。現存的武侯祠有多處，成都，南陽，重慶，襄陽都有。我們通常說的武侯祠一般是指成都的武侯祠。

現在成都的武侯祠是劉備和諸葛亮的君臣合祠，是在明朝重建時才合建在一起的。

據說早期的武侯祠是有法正陪祠的，只是後來被清除了出去，現在全國的所有武侯祠都沒有法正陪祠。原因是清朝乾隆皇帝時期，乾隆皇帝非常不喜歡叛臣降將，編寫了《二臣傳》，法正原來的主公是益州的劉璋，後來背主投靠了劉備，所以被視為賣主求榮的小人。武侯祠陪祠的都是蜀國忠義之臣，連劉備的兒子劉禪因為投降敵國都沒有資格陪祠其中，更遑論賣主求榮的法正。所以法正不能陪祠漢昭烈廟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成都武侯祠，本為為蜀漢開國皇帝劉備的墓——惠陵，後人在陵外修有漢昭烈帝廟。南北朝時期，諸葛亮祠堂被遷至此處，而後千年，因諸葛亮的名聲遠遠蓋過劉備，君臣易位、反客為主，劉備墓才被悄然改換成了武侯祠。

昭烈帝廟東西兩側連廊陳列有有二十八位蜀漢的文臣武將配享祭祀，名單及理由如下：

西側：趙雲（五虎上將）、孫乾（早期謀士）、張翼（末期大將）、馬超（五虎上將）、王平（北伐大將）、姜維（末期主將）、黃忠（五虎上將）、廖化（末期大將）、向寵（出師表推薦）、傅僉（末期烈士）、馬忠（鎮守南中）、張嶷（姜維北伐烈士）、張南（夷陵之戰烈士）、馮習（夷陵之戰烈士）

東側：龐統（鳳雛）、簡雍（前期謀士）、呂凱（獻平蠻指掌圖）、傅肜（夷陵之戰烈士）、費禕（四相之一）、董和（諸葛亮助手）、鄧芝（外交高手）、陳震（外交高手）、蔣琬（四相之一）、董允（四相之一）、秦宓（學術大師，超級嘴炮）、楊洪（諸葛亮助手）、馬良（夷陵之戰烈士）、程畿（夷陵之戰烈士）

如果我們對照三國志，就會發現很多蜀漢文臣武將都沒有入主配享祭祀，並不止法正一個人。如李嚴、魏延、楊儀、劉封、陳袛、董厥、樊建、許靖、糜竺、伊籍、劉巴、呂義、霍峻、王連、向朗、張裔、費詩、黃權、李恢、宗預等等。

法正有才無德，這就是他在標榜忠孝的武侯祠裡無法入選的原因

這裡面有些人可以找到原因，即德行有虧。例如法正為人“睚眥必報”，又出賣舊主劉璋，從品德上來說極其低下；李嚴、魏延、楊儀、劉封都犯了罪；陳祗與黃皓勾結，敗壞蜀漢政治；董厥、樊建、黃權投降魏國並任官；糜竺是因為其弟糜芳叛逃，受到了牽連；劉巴並不忠於蜀漢，只是被迫效力。其他的，就真不是因為德行方面的原因了。

而且即使入榜的二十四位，也並非全部都是忠肝義膽，德行無虧。例如馬超在歷史上的評價就不高，認為他不顧父親兄弟當人質起兵反曹，“以覆其族”。

功臣像反映的是乾隆年間的認知觀。例如趙雲明明是“強壯摯猛”的武將，塑像卻成了文官（右）

很顯然，這個祭祀榜，受三國演義的影響更大。像呂義、霍峻、王連、向朗、張裔、費詩、李恢、宗預這些沒有上榜，就是因為在三國演義裡面存在感太弱。而凡是上榜的，都是三國演義裡比較活躍且正面形象的，或者是蜀漢烈士。例如馬超在三國演義中的形象就比歷史上正面得多，成了為父報仇起兵反曹，那德行方面就沒問題了。

馬超在史書上是個不孝之人，但在《三國演義》裡是個孝子，因此得以入選武侯祠

由於塑像是清乾隆年間修的，當時民間《三國演義》非常流行，相反《三國志》只有少數讀書人才精通。所以武侯祠陪祀功臣透露的不是蜀漢政治的什麼玄機，那都是現代人牽強附會，人家就是不讀史書愛小說而已。

首先肯定一點，法正法孝直確是蜀漢的大功臣。而且他也是蜀漢第一謀士。說起大功臣，法正和張松原是益州牧劉璋臣下，兩人聯合用計將益州獻給了劉備，從這一點上說堪稱蜀漢的大功臣。說起蜀漢第一謀士，從他人之言可以旁證。曹操曾有言“天下梟雄皆在帳中，唯少法正。”“堪比郭嘉”郭嘉可是曹操心中的第一智囊，法正的謀士水平可見一斑。諸葛亮在先主東征（為兄弟關羽報仇）失敗後也有言“若孝直在，先主或不東征，倘東征，必無此敗。”透過曹操與諸葛孔明的言語不難得知法正是蜀漢第一謀士，地位無人能撼動，只可惜英年早逝。

其次說現在武侯祠祀臣無法正。如前面答友所述，武侯祠在很多地方都有修建，而且絕大多數里面有法正。唯獨成都武侯祠裡缺少法正。原因要看什麼時代修的，修的目的何在？主要說成都武侯祠，修建於唐代，當時武侯祠不在現在的地點，現在的武侯祠是和漢昭烈帝陵合而為一的，是清朝重新修建的。據史料記載，清前期的成都武侯祠裡有法正（也有劉禪）。那麼唐代為啥可以有，清朝就不可以有呢？回顧一下兩個朝代建立的過程可以找到點蛛絲馬跡。唐李淵本是太原留守，推翻大隋後建立大唐。清朝原本是關外建州女真，推翻大明建立大清。前後有無的對比，其實是在“忠”上，兩個朝代給了不同的解釋標準。

再有，武侯祠祀臣有無法正反應的不是蜀漢的政治玄機，反應的卻是修建的那個朝代的“政治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