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語言，時常蘊含著巨大的文化資訊和密碼。特定的詞語，特別是俗語民諺，對了解特定時期的歷史文化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只是人們如魚在水，不覺水之存在，隨口而出，習焉不察，難以感受到其中深刻的意蘊了。題主此問甚好，反映出了中國古代乃至現代存在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

為何古代有些人多說“升官發財”，而非“經商發財”，私以為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

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的四民之說，居於統治地位的官僚階層，一般出身於“士”階層。隨著商業的發展，商人地位逐漸提高，只是過程非常緩慢。

到城市商業經濟特別發達的宋代，商人地位依舊較低。宋代的商人，渴望躋身於“士”族，去掉商人的標籤。因此，在富裕之後，他們或者請名人為其父母作墓誌銘，在其中攀名附貴，聲稱祖上為士族，自家一直重視讀書，傳承孔孟之道。或者與士大夫之家，甚至皇族宗室聯姻，以棄商為士，這種現象比較普遍。宋廷不得不多次下旨，嚴令宗室不得於缺乏文化積澱的商人通婚。到明清時期，商業經濟繼續發展，文化之家，多是豪富之家，人們的觀念才慢慢改變，商人地位才得到比較普遍的提升，但仍然不能與士大夫家族相提並論。

【傳為管仲所作的《管子》一書，較早明確提出了“士農工商”四民的說法。】

發財，不過是獲取物質利益，贏得經濟上的保障。此後，便有社會地位和認同方面的需要了。經商發財，只是獲取實利，而不能獲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做官卻可以！

有些商人豪富，為了躋身士族，獲取免除稅役的特權，甚至不惜溝通官府，偽造祖上的身份。最初賞識三蘇父子的雷簡夫，就因為收受賄賂，幫助豪富偽造身份事發，最後身敗名裂。蘇洵礙於人情，不得不為雷氏作墓誌銘，然後來蘇軾蘇轍兄弟在編集蘇洵文集之時，有關雷簡夫的文字，均未收錄。

再舉一例，《石壕吏》中，為何石壕村的農家三子已被拉壯丁了，這家人還要繼續服役，繼續為國家“做貢獻”，而杜甫卻不擔心被抓走呢？原因很簡單，杜甫出身士大夫家族，在朝為官，身在仕籍，可以免除徭役兵役。石壕村村民們，都無此特權。商人之家，更無此特權。

【圖：杜甫。同情平民百姓、關注國家命運，人民苦難的偉大詩人】

有時，反因多金被官方盯上，南宋末期，國家財政困難，時任宰相賈似道的經濟土地改革，就是按照財富多少徵收稅賦的。不過，這一改革，激起了強烈反抗，沒實行多久了。

與其祝福別人經商發財，不如祝福別人升官發財，畢竟後者更有料嘛。

一方面，作為地位較高的人，士大夫言語比較文雅體面，不會這般直白露骨表述。

另一方面，古代為官從政者，多經過儒家經典的訓練，熟悉孔孟之道，多少有些濟世為民的理想。特別是在士大夫階層地位較高的唐宋時期，作官可不是皇帝的“奴才”，整個天下，也不是“趙家”一姓之天下。自從北宋的文彥博明確提出士大夫與皇帝（君主）共治天下的說法之後，許多士大夫官僚都具有非常強烈的責任和使命意識，經世濟國是人生的重要追求，聚財富家反而並沒有那麼重要了。

【圖自網路，侵刪】

這要具體分析，一般而言，規矩作官，除了在宋代這要特別優待官員的朝代，除非做到地大大員諸如市委書記（刺史、知州、知府等）級別以上，或者京官的司長（吏部郎中，戶部郎中等）以上級別，收入才比較高。否則，聚聚財富的速度，遠不如經商了。

如果徇私枉法、貪汙受賄、橫徵暴斂、公報私囊、胡作非為，那麼，來錢肯定多而快。只是這些錢財，來路不正，算是贓物，內心也難安了。這種貪官汙吏作官，“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比較正常了。否則，可能有些清官的美譽，只是自家清苦，還被貪腐成性的官僚們視為異類和威脅，日子就比較難過了。

如果真的仔細說，怕和諧。簡單來說，自古以來，都是官本位思想，或者說，官本位體系。

可能有些人對官本位的意思也不甚了了，那我就更直白的說，自古以來，官是特權階級，而商不是。特權之外的一切事物，在特權面前都是浮雲。

舉個不恰當的例子，上世紀的黃光裕，也是國內首富，說入獄就入獄。這種情況在古代更加明顯，特權階級巧取豪奪，只是經商沒有背景，分分鐘被滅。

所以，升官自然容易發財，而行商發財，無異於懷璧自罪，引火燒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