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皇帝因為立儲問題與群臣鬥爭，完全不作為，加上掌權大臣互相鬥爭，導致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幾十年積累下來消耗了國力。地方土地兼併問題日益嚴重，加之白銀匱乏，大廈將傾。

萬曆皇帝算是一副好牌打的稀爛。

只說張居正死後，他沒有從官僚系統中選擇自己派系的接班人！

沒有接班人！

從張居正過往的言行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張居正就是要萬曆來接受這份遺產的。

張居正留給萬曆的是什麼？

那是一套能夠在王朝末年清丈天下田畝的官僚體系！

一套能夠貫徹中央意志，組織力下達基層的官僚系統！

這是一套多麼強大的系統，張居正花了多少心血去建立和維護，威力又有多大，大家都知道。

而且，整個天下的實幹改革派幾乎全在這一套系統裡面。

最牛的是，張居正還給這套官僚系統安裝了保駕護航的武將系統！

這種級別的新手大禮包，張居正都能留下，作為臣子做的夠好了。

但凡萬曆給張居正一個文正，然後賞賜一下當時的主要官員，就可以安撫收買人心。

張四維和申時行能在張居正手底下呆那麼久，想來也不是性格強橫的，對皇帝來說，這是多好的拿捏物件。

然後萬曆自己把這一套封建時代算是頂級的執政機器拆了。

之後他自己就再也沒能建立起一套這樣的執政機器，你說他傻不傻。

這就是一個頂級富二代，明明繼承家產就能走上人生巔峰，非要把錢全嚯嚯完，然後才自己創業，結果XX了。

萬曆皇帝朱翊鈞繼位之時，只有10歲，而在他繼位後的十年當中，朝廷上主持大局的就是內閣首輔張居正。

當時內廷諸事皆歸於馮寶，“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張居正也不負眾望，君臣合力，興利除弊，推行萬曆新政，朝野上下都看到了萬曆皇帝有繼往開來，興大業，振興大明的決心和精神。

張居正在年輕的萬曆皇帝的支援下，政治上推行的章奏“考成法”，此法的推行，做到了層層對應，各負其責。這對於大小官吏的低階辦事效率有極大的監督、促進作用。

當有人對此詆譭不滿之時，萬曆皇帝就直接表態；“事不考成，何由底績？”。

張居正在經濟上，則是全國清田畝，並施行一條鞭法。

萬曆十年，張居正在萬曆皇帝的支援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取得了極大的成果，明朝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可是，萬曆十年六月，也就是公元1582年，張居正病逝。而此時的萬曆皇帝也20歲了，開始真正意義上的親政。

那麼，“為什麼說明朝的滅亡與萬曆有很大關係？”

也正是在萬曆皇帝朱翊鈞親政之後，明朝搞了有名的三大徵；

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北韓展開了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

這三次軍事行動，對明朝的國力消耗巨大，明史記載：

“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北韓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徵踵接，國用大匱”。

也就是說，這些軍事行動，絕對給明王朝的國庫造成了很大的虧空。

在萬曆後期，遼東局勢已經就很明朗了，努爾哈赤的勢力不斷的增大，而明朝在遼東地區對其發展沒有絲毫限制，相反，甚至支援他的發展，試圖以此影響遼東地區各種勢力的均衡。

經過三大徵之後的明朝廷，開始掂量自己的國庫，對於遼東地區，反而不那麼上心，試圖以縱橫捭闔之術來解決問題。

到了李成梁主政東北後期，女真已經崛起，而這一時期的明朝廷，還是把目光盯著蒙古部落一舉一動，絲毫沒有干預、扼制女真的態勢，甚至寄希望於以女真制衡蒙古部落。

乃至於萬曆三十三年，努爾哈赤公然建立了後金政權，已經稱王，明朝廷竟然還矇在鼓裡。

最為可惜的是，從萬曆三十三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開始，到萬曆四十六年明確攻擊明朝軍隊和邊境，這中間13年的時間，明朝廷等於坐視不管事態的發展。

萬曆四十七年，終於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了，明軍才調集大軍，試圖一舉把後金勢力壓垮。

結果，薩爾滸一戰，明軍4路大軍全部被後金軍隊擊潰，明軍在遼東完全的變成守勢。

另外，張居正病逝之後，萬曆皇帝在親政4年之後，突然開始怠政，最後達到竟然三十年不出宮門一步。且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曆皇帝長期的怠政行為導致朝野上下墮氣深沉，通國上下，民氣、國力都暗自消磨。

是故《明史》中有所謂：“明亡於神宗。”之說。

萬曆(1572-1620在位)，前十年基本由其母李太后代為聽政，由其老師張居正主持國家大事。張居正實行一系列改革，使國家呈現蒸蒸日上的局面。

萬曆親政長期不上朝，其在位期間經歷了寧夏、北韓、貴州三大戰爭，嚴重削弱帝國軍事力量加重財政負擔。在其當政期間外部滿洲崛起(後金)，內部底層民眾因天災不斷困苦不堪(此後農民起義)、黨爭不斷(此後東林黨爭)，為帝國覆滅埋下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