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人運氣太好。明朝都到改朝換代時，結果趁虛而入。

而且決定滿人勝利的條件是數量巨大的漢奸，和東林黨等派系的嚴重內鬥無能。

明太祖朱元璋說過“元以寬縱失天下”。

首先這裡的寬縱物件，當然不是拼命百姓，而且蒙元貴族和官員。貴族橫徵暴斂，土地兼併，導致百姓流移，戶口銳減，妨害民生大計；二、貴族奢靡無度，風氣敗壞；三、朝廷官吏專為利己，無心奉公；四、政府興造過多，勞民傷財，動搖國本。

再者，蒙元沒有完全融入漢族，文化圈，甚至把他們自己當做入侵者，沒有去想著經營，而且想著怎樣掠奪。

比如對黃河的治理問題，任由其氾濫，修理黃河也成為元朝滅亡的導火索。

最後，借呂思勉先生評價南北時的一句話:從來北狄入中國者，其能否有成，恆視其能否通知中國之情形。

關於這個問題，我回答的觀點如下：

第一等是蒙古人，擁有各種政治、經濟和法律上的特權，地位最高：之所以要將蒙古人作為第一等人，其主要目的是突出蒙古人的統治地位，透過加強蒙古人的社會地位，確保蒙古人能夠享受更多的特權，便於元朝的統治者加強統治效果，滿足統治需要。並且這一等級設定也反映了元朝統治階級的歷史侷限性，是一種封建社會的特有行為和做法。

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西夏人以及中亞、東歐來到中國的一部分人，由於他們歸附較早，也最值得信任，政治地位僅此於蒙古人。

第三等是漢人，是指原來金朝統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漢人、契丹、女真、渤海、高麗等。在金朝的統治中，民族種類較多，其中漢人、契丹、女真等對元朝統治的威脅不大，對元朝的民族融合還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基於分化漢人和提高統治效果的目的，元朝征服中原後將金朝統治下的各族人民當做了第三種人，雖然地位較低，但是比純粹的第四等人還要高出一個等級。

第四等是南人，專指原來南宋統治下的漢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社會地位最低。

在四種等級人的制度出現之後，四等人制經過不斷的發展，並在以後的歲月裡進一步完備。再如成宗大德元年（1297）四月，中書省、御史臺倡議，各道廉訪司必須選擇蒙古人為使，對四種等級人的制度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

二、元朝的專制制度

元朝廢除尚書省和門下省，保留中書省與樞密院、御史臺分掌政、軍、監察三權，地方實行行省制度，開中國行省制度之先河。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機構，併為一級政區名稱。簡稱行省，或只稱省。元置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也稱都省；因大元幅員遼闊，除腹裡地區直隸於中書省、西藏地區由宣政院管轄外，又於諸路重要都會設立十個行中書省。 以分管各地區。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設立尚書省主管政務期間，行中書省也相應改稱行尚書省。元人稱其製為：“都省握天下之機，十省分天下之治。”

元初，治理者看到南宋、金末的惡性通脹的教訓，比較謹慎，中統元年（1260）發行中統鈔，嚴格遵守銀本位，有十足準備銀，且准許兌現，因此通脹控制較好。

首先是因為財政赤字，為彌補龐大赤字，政府只好濫發鈔票。財政赤字的首要因素是軍費。元代幾乎年年用兵，從早先的耀武東南，籌防西北，到稍後的東征日本，南伐爪哇，到中期的平定南方及西南地區各少數民族叛亂，再到末年的群雄並起，顧此失彼。龐大的軍費開支，加上腐壞的吏治、狼狽的公共賦稅能力，使得元代的國家財政赤字十分嚴重，且幾成常態。財政赤字還因為對內維穩，不是維護社會穩定，而是維護官員胥吏階層的穩定

但1276年後權臣當國，開始濫發寶鈔，且禁用銅錢，還將各種發行準備庫中的金銀集於大都，引起各地物價飛漲。此後1287年發行至元寶鈔，五倍於中統鈔，1309年發行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鈔，至此官方發行鈔票已公開貶值25倍，實際遠不止此數。到元末的順帝至正十年（1350）又發行至正交鈔來收拾殘局，無任何金銀準備，幾是“紙本位”。通脹至此如脫韁Mustang，再也無法遮攔。元末米價比中統初年上漲六、七萬倍。民間交易，紙幣用車載，差不多一車紙幣也就買一車衛生紙。

紙幣基本失去流通功能，百姓多進入實物交易經濟狀態，酒肆商鋪也多自制代用貨幣，一下子就回到“兩隻斧子換一頭羊”的原始社會階段。有首民謠充分反映了惡性通脹下百姓的憤怒：“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所以在各種因素下，元朝迅速土崩瓦解，被農民起義大軍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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