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權力是男人的春藥。

　　兩千多年前，草莽英雄陳勝在大澤鄉的磅礴大雨中，發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反問。

　　兩千多年來，無數英雄豪傑追求權力，迷戀權力，為了佔有權力而不擇手段。從未掌握權力的男人，永遠體會不到那種呼風喚雨的快感；從不掌握權力的男人，就難以想象生殺予奪的恣意。在金字塔結構的社會里，權力被站在塔尖的少數人壟斷，他們不僅過著窮奢極欲、紙醉金迷的奢侈生活，而且操縱下層人民的生死禍福，決定著一個集團乃至一個國家的命運。

　　古語有云：“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匹夫之怒，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這是對佔有權力最生動的解釋。掌握最高權力的天子，只因他一次發怒，就能導致一場流血漂杵的殘酷戰爭，上百萬鮮活的生命因為他的一次憤怒而黯然消逝。而普通老百姓呢？他們遭遇不幸時如何表達憤怒？無非是氣得甩掉帽子扔掉鞋，拿頭去撞地板而已。同樣是人，卻有多麼鮮明的對比！其中的差別，無非“權力”二字。

　　所以從古至今，有血性有志氣的人們都拼命追求權力。因為權力不僅可以改變個人命運，提高個人生活質量，更重要的是，偉大的抱負可以透過權力實現，千秋不朽的功業可以透過權力來完成。亭長出身的劉邦，乞丐出身的朱元璋，落第的書生洪秀全，炒股失敗的蔣中正，透過不同的人生際遇，最終都將目光瞄準了權力，並且用他們的一生去追逐、實現權力的最大化。為了建功立業，他們的權力慾望淹沒了個人情感，多愁善感的心絃不會發出一絲聲響，更不會顧及別人的生命。吳起為了在魯國拜將，親手斬殺出身齊國的妻子；劉邦被追殺逃命時，把親生骨肉一腳一個踢下車；劉備摔孩子，慘敗之際也不忘收攏人心。他們不把最親近之人的生命當生命，自然也不會稍加憐憫其他人的生命。他們的成功都是透過慘烈的戰爭來完成，一將功成萬骨枯，宏圖霸業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

　　然而，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種攫取權力的方式，這種方式隱秘而驚心動魄，悄無聲息卻又雷霆萬鈞。這種奪權的方式不需要千軍萬馬，不需要人頭滾滾，有時候僅僅幾個人就能完成。這種奪權的過程往往需要高超的演技、洞悉人心的智力、隱忍不發的耐性、超群絕倫的意志力，更重要的是，必須有極縝密的計劃。這種奪權方式，就是——流血的政變。

　　歷史上，不少宮廷政變的發動者赤裸裸地追求權力，並無任何道德觀念可言。他們眼中沒有仁義禮智信，沒有天下蒼生，他們只有一個信念：在權力鬥爭的道路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為了達成目的，他們不擇手段、具有孤注一擲的狠勁。成功了，唯我獨尊；失敗了，粉身碎骨。正如戰爭狂魔希特勒所言：“我們的鬥爭可能有兩種結果——要麼敵人踏著我們的屍體過去，要麼我們踏著敵人的屍體過去。”

　　當然也有一些政變的發動者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權力慾望，他們透過這種極端的手段，達到剷除落後勢力、推動社會進步的目的。有時候，正義的事業也得憑藉殘酷的手段來達成。崇禎皇帝登基之初，剷除閹黨魏忠賢；清聖祖康熙繼位之初，智擒鰲拜；魏忠賢和鰲拜這兩個人都是當時保守落後勢力的代表，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和皇權集中。新帝登基，不得不透過政變奪回權力。掌握權力不僅是男子漢的事業，女人們也為此著迷，使得人們一投身其間，就忘乎所以、樂此不疲。中國歷史上的女主們，她們奪取權力過程的精彩和驚險程度絲毫不比男性們差。

　　歷史只記得結局。沒人在乎你鬥奪取權力的過程是如何非正義，因為歷史永遠是勝利者書寫的。唐太宗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兄逼父，只要奪取了權力，一切是非黑白都將重新書寫。歷史和老百姓都只記得貞觀之治，只記得大唐盛世，沒人願意知道建成和元吉的冤魂是如何縈繞在玄武門城頭。斯大林曾有過一段生動的描述：“勝利者就是勝利者。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全世界的真理！”

古代皇帝雖然權力地位至高無上，但實際上，皇帝掌握皇權的方式更多是來自於他對文臣武將的統御。皇帝的權力和地位需要依靠他手下的文臣武將來實現。比如，古往今來，絕大多數皇帝自身並不直接帶兵，所謂的“兵符”“虎符”不過是一個象徵。當皇帝威望正隆時，他釋出的指揮詔書才有效力。反之，皇帝詔書上兵符虎符有多少效力就得全看地方武將的心情，所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很多時候都被搞成這個意思。因此，一旦皇帝的皇權喪失，輕者，武將割據一方，成為不受中央管束的地方軍閥，重者，武將直接威脅皇權，挾持甚至取締皇帝，比如漢末的董卓，唐末的朱溫等。一旦發生皇帝對手底下文臣武將駕馭失衡的事情發生，就很容易形成文官集團或者武將集團乃至於宦官集團的權力壟斷，對皇權形成嚴重威脅。以明朝舉例，嘉靖皇帝和萬曆皇帝就是駕馭群臣的傑出代表，雖然都很少上朝，但因為駕馭群臣有方，所以他們始終牢牢掌握著大明的權力核心；而明末的崇禎皇帝卻嚴厲打擊宦官勢力和外戚勢力，坐視東林黨人一家獨大，結果等到李自成攻到北京時，崇禎皇帝的勤王詔書等於一張廢紙，外地武將不聽調不聽宣，坐視北京被農民起義軍攻陷，明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