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經】 漢武帝（156-87年在位），魯王劉餘（又稱恭王，死於前128年）壞孔子宅，得《尚書》、《禮》、《論語》、《孝經》等凡數十篇，之後又在河間獻王等處，陸續發現許多戰國時遺留下來的儒家經典，都是用以前的小篆寫成的，這些經書被稱為古文經。
使用小篆文字寫成的先秦舊本，是從孔子舊宅的壁縫重力發現何從民間獲得的古文經書。
【今文經】 以秦漢通行的隸書記載的經書。如魯齊 韓 三家的《詩經》、公羊、穀梁傳的《春秋》等。郭沫若《中國史稿》第八章第一節：“西漢初年，政府在京城設立太學、教授五經……這些經書為了講授便利，都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改寫，所以叫做‘今文經’。”
西漢自惠帝起，開始重視儒家經典，派人四處訪求老儒，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將老儒背誦的經典本文和解釋記錄下來，一一寫成書，如“書”出自於伏生，“禮”出自於高堂生，“春秋公羊傳”出於公羊氏和胡毋生。
因為這些經典都是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寫下來的，故稱為今文經，傳授今文經的學說也就叫今文經學。
應該是今古文經學之爭，這個問題爭論很久了，其實際：學術與政治之爭……
古文經學的出現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現象。所謂古文，是相對於正在流行的今文而言，主要是指秦統一為小篆之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國文字。它和今文的最大區別，也就是文字的異同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理解上的歧異。這些以古文書寫的儒家經典似乎在西漢中晚期多有發現，並在民間流行，引起一些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勢力也開始逐漸強大。古文經的基本特徵不似今文經以義理解經，而更加重視歷史事實的陳述和清理，因而實證的色彩較濃。伴隨著《公羊》等已立為學官的今文經學的讖緯化，以實證為基本特徵的古文經學正在成長，一旦條件適宜，它們必然要求分享最高法典的解釋權，勢必要躋身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行列。於是便有被後世學者所描繪的所謂今古文經學的鬥爭。
由於歷史的原因，古文經學在王莽、劉歆之前主要在民間流傳，未及立於學官，因此古文經學的一些說法在當時缺少官方意識形態的權威性。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也為了推動王莽的"新政"改革，王莽、劉歆必須進行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至少要提高古文經學的地位，以與傳統的意識形態進行抗爭。
很多人對古文的曲解和附會。為了私利，不是從學術的立場評估先前《春秋》學等古文的各家得失，而是出於政治的需要片面地總結前此《春秋》學等古文中的爭論，並不藉以曲解的手法賦予《左傳》等古文根本不存在的讖緯思想和產尊卑、明貴賤的等級觀念，以及漢帝國最為看重的帝王統系。但是，在當時也有許多學者紛紛避開讖緯之學而從事那些古文經典的研究，遂使古文經學在東漢時代終於興盛起來，不僅深刻地左右了東漢一代學術，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此後的中國學術界。清代乾嘉學者所謂復漢代之古，就其本質而言，實指東漢學術，更準確地說是指鄭興之後的東漢古文經學派別。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是西漢末年形成的經學研究中的兩個派別。所謂“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兩種字型。“今文”指的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古文”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古文字。傳授經典的學者，所持底本是用戰國時古字寫的即為“古文家”，用隸書寫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對立，是從西漢哀帝時開始的。成帝時，劉欲發現古文《春秋左氏傳》，認為左丘明與孔子好惡相同並親見孔子，故《春秋左氏傳》比以後世口說為據的《公羊》、《穀梁》更為可信，於是引《左傳》解釋《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劉歆又在今文諸經立於學官並置博士的情況下，作《移讓太常博士書》，爭立古文經傳於學官。但因為在西漢朝廷中，不僅擔任教職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連那些達官顯宦也都是透過學今文經而得官的，因此，劉歆的要求遭到諸儒博士的反對，未能成功。也因為此，才有派別含義的“古文”名稱。而“今文”則是由於古文家獨樹一幟，迫使原有經師結成一派之後，到東漢時才出現的名稱，它是古文經師加給立於學官的經書、經說和經師的。
經今古文學之爭雖始於西漢末年，但其爭鬥的高峰卻在東漢。而在這場鬥爭中，卻是古文經學日益抬頭，在民間流傳甚廣，並逐漸佔據優勢。直至鄭學起，經今古文才。趨近混於一同。到清末，以皮錫瑞、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與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時起時伏的今文古文經學之爭，影響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學術領域，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在經書的字型、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書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經學近於哲學，強調“經世致用”；古文經學近於史學，講究考據。在東漢，兩者之間還有有神論與無神論、政治與學術的區別。但從純學術的觀點來看，今文經說有異說，古文經學中也有異說，誰也不能算解釋五經的權威，更不能說誰得了孔子的真傳。
古文，是貌似古文，有些是偽造的。今文，是傳抄下來的，有些字眼篡改過，或者抄漏。
那些弄出來很大顛覆性的所謂古文發現，往往可疑，不能全信。
今古文之爭，說起來長篇。
【古文經】 漢武帝（156-87年在位），魯王劉餘（又稱恭王，死於前128年）壞孔子宅，得《尚書》、《禮》、《論語》、《孝經》等凡數十篇，之後又在河間獻王等處，陸續發現許多戰國時遺留下來的儒家經典，都是用以前的小篆寫成的，這些經書被稱為古文經。
使用小篆文字寫成的先秦舊本，是從孔子舊宅的壁縫重力發現何從民間獲得的古文經書。
【今文經】 以秦漢通行的隸書記載的經書。如魯齊 韓 三家的《詩經》、公羊、穀梁傳的《春秋》等。郭沫若《中國史稿》第八章第一節：“西漢初年，政府在京城設立太學、教授五經……這些經書為了講授便利，都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改寫，所以叫做‘今文經’。”
西漢自惠帝起，開始重視儒家經典，派人四處訪求老儒，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將老儒背誦的經典本文和解釋記錄下來，一一寫成書，如“書”出自於伏生，“禮”出自於高堂生，“春秋公羊傳”出於公羊氏和胡毋生。
因為這些經典都是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寫下來的，故稱為今文經，傳授今文經的學說也就叫今文經學。
應該是今古文經學之爭，這個問題爭論很久了，其實際：學術與政治之爭……
古文經學的出現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現象。所謂古文，是相對於正在流行的今文而言，主要是指秦統一為小篆之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國文字。它和今文的最大區別，也就是文字的異同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理解上的歧異。這些以古文書寫的儒家經典似乎在西漢中晚期多有發現，並在民間流行，引起一些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勢力也開始逐漸強大。古文經的基本特徵不似今文經以義理解經，而更加重視歷史事實的陳述和清理，因而實證的色彩較濃。伴隨著《公羊》等已立為學官的今文經學的讖緯化，以實證為基本特徵的古文經學正在成長，一旦條件適宜，它們必然要求分享最高法典的解釋權，勢必要躋身於官方意識形態的行列。於是便有被後世學者所描繪的所謂今古文經學的鬥爭。
由於歷史的原因，古文經學在王莽、劉歆之前主要在民間流傳，未及立於學官，因此古文經學的一些說法在當時缺少官方意識形態的權威性。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也為了推動王莽的"新政"改革，王莽、劉歆必須進行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至少要提高古文經學的地位，以與傳統的意識形態進行抗爭。
很多人對古文的曲解和附會。為了私利，不是從學術的立場評估先前《春秋》學等古文的各家得失，而是出於政治的需要片面地總結前此《春秋》學等古文中的爭論，並不藉以曲解的手法賦予《左傳》等古文根本不存在的讖緯思想和產尊卑、明貴賤的等級觀念，以及漢帝國最為看重的帝王統系。但是，在當時也有許多學者紛紛避開讖緯之學而從事那些古文經典的研究，遂使古文經學在東漢時代終於興盛起來，不僅深刻地左右了東漢一代學術，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此後的中國學術界。清代乾嘉學者所謂復漢代之古，就其本質而言，實指東漢學術，更準確地說是指鄭興之後的東漢古文經學派別。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是西漢末年形成的經學研究中的兩個派別。所謂“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兩種字型。“今文”指的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古文”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古文字。傳授經典的學者，所持底本是用戰國時古字寫的即為“古文家”，用隸書寫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對立，是從西漢哀帝時開始的。成帝時，劉欲發現古文《春秋左氏傳》，認為左丘明與孔子好惡相同並親見孔子，故《春秋左氏傳》比以後世口說為據的《公羊》、《穀梁》更為可信，於是引《左傳》解釋《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劉歆又在今文諸經立於學官並置博士的情況下，作《移讓太常博士書》，爭立古文經傳於學官。但因為在西漢朝廷中，不僅擔任教職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連那些達官顯宦也都是透過學今文經而得官的，因此，劉歆的要求遭到諸儒博士的反對，未能成功。也因為此，才有派別含義的“古文”名稱。而“今文”則是由於古文家獨樹一幟，迫使原有經師結成一派之後，到東漢時才出現的名稱，它是古文經師加給立於學官的經書、經說和經師的。
經今古文學之爭雖始於西漢末年，但其爭鬥的高峰卻在東漢。而在這場鬥爭中，卻是古文經學日益抬頭，在民間流傳甚廣，並逐漸佔據優勢。直至鄭學起，經今古文才。趨近混於一同。到清末，以皮錫瑞、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與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時起時伏的今文古文經學之爭，影響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學術領域，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在經書的字型、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書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經學近於哲學，強調“經世致用”；古文經學近於史學，講究考據。在東漢，兩者之間還有有神論與無神論、政治與學術的區別。但從純學術的觀點來看，今文經說有異說，古文經學中也有異說，誰也不能算解釋五經的權威，更不能說誰得了孔子的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