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有關係，二者的理想目標都是為了恢復漢民族的強勢中心地位。因為自安史之亂起，漢民族的“天可汗”的強勢中心地位消退，北方少數民族的便開始了不可遏制的崛起，對於生存空間和財富的爭奪成了漢政權和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衝突不斷加深。直到五代十國，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向契丹稱“兒皇帝”，這種矛盾和衝突在漢民族的文化裡生了根，成為了漢民族的一種情節——要打敗北方異族，振興漢室。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周世宗柴榮、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都揮師北伐過。到了宋仁宗（慶曆新政）、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時期，這種情節依然存在，而且面對著政治貪腐，這種情節在更加得到了強化。就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在貪腐中獲益的利益集團自然是不太支援這種情節，但作為整個國家的”老闆”的仁宗和神宗卻不能坐視不理，受北方蠻夷的氣，所以就得變法，支援范仲淹和王安石打動改革，史稱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至於兩次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目的都差不多，集中在了打仗需要用錢和用兵身上。首先來說用兵，請看到這的朋友相信，漢民族的戰鬥力是非常強的，一點不輸北方民族。套用現在做工程的一句話，只要錢到位，一切不成問題。所以，有人說步兵打不過騎兵、農民打不多牧民等觀點，真的是狹隘的無稽之談。早知道，打仗不是讓一個農民揹著鋤頭和一個牧民騎著馬比賽馬拉松。戰爭是要講究裝備、戰術、過敏性等等複雜因素的一門綜合藝術，例如。北宋的神臂弓就一直是北方民族的噩夢。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此處按下不表。總之，不缺打仗和能打勝仗的人。再來說錢，這個比打勝仗還難，縱使皇帝親自出面也無法解決，要讓那些大財主（主要是大地主，因為封建王朝最值錢的就是土地。當然，現代社會里有土地也是相當有經濟實力的體現。）掏錢出來支援風雲變幻的戰爭，就像今天勸說一個富豪把所有錢投入股市而不考慮樓市一樣，風險太大了。請注意，之所以，大財主不願意出錢，一是因為花費巨大，確實掏不起，後期追加更像是無底洞；二是因為趙匡胤和趙光義的失敗，至今印象深刻，失敗以後的代價是一切投資付諸東流。所以，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派和大財主們衝突便變得異常尖銳和突出。要說兩次變法不一樣，那就是後來者的王安石比范仲淹的手段還要釜底抽薪還要雷厲風行，當然遭到的反對也更大，持續時間也更短，最後被反攻倒算。需要說明的是，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是北宋，或者說整個宋王朝力圖恢復漢唐鼎盛局面的兩次非常重要的努力，但不幸的是，都失敗了。另外多說一句，在此之後，宋王朝的政治理想再也沒能達到這個高度。尤其是在經歷了徽宗和蔡京、高宗和秦檜的“努力”，徹底扼殺了宋王朝崛起的動力和能力，甚至極大程度的改變了國民性格（我個人的觀點，封建王朝的迂腐奴性的種子便是在這時瘋狂生長的。與唐王朝的開闊越走越遠，以至於連文風也再也不復唐詩風采。）總結一下，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對於宋王朝就像兩次非常必須，但成功率超過五成的手術，一旦成功，便有機會再次問鼎漢民族繁華之巔，重現唐太宗“天可汗”的風采。但天不與時，導致了失敗。最後，說個題外話，兩次改革並沒有志在提高老百姓的地位。比如，王安石變法時期，對農民的盤剝甚至更加深了，集中體現就是收的稅更多了，比三四成的高利貸還高，堪比前兩年的大學生裸貸（相比，范仲淹時的慶曆新政陽要好一些，剝削沒有王安石變法那麼深）。所以，對於普通百姓而言，對於兩次改革都沒什麼興趣，自然也談不上支援改革派和大財主們（都是來剝削的，而且剝削的都差不多。）所以說，沒有紮實的群眾基礎是兩次改革的失敗的根本原因。畢竟，老百姓也人，也需要一個行動的理由。

宋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韓琦、蔡襄等有識之士針對國家體制機制存在的弊端，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等措施，得到仁宗皇帝的同意並付之實施。“慶曆新政”的推行，觸犯了北宋龐大官僚集團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極力阻撓和反對。針對范仲淹、韓琦等人的謗議愈來愈甚，仁宗皇帝屈服壓力，終將範、韓排擠出中央政權，推行不到一年的“慶曆新政”即被明令廢黜。

仁宗之後，經英宗朝短暫過渡至宋神宗時期，國家體制機制存在的弊端日益激化。熙寧二年，神宗皇帝為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決心變法，任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政之列。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並全力支援。但遭到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一大批大臣的反對。尤其是司馬光作為北方強宗巨黨集團的代表，他竭力反對變法，與王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司馬光三次給王安石寫信,藉此“以盡益友之忠”。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王安石變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於觸犯了豪紳官僚的利益，宋神宗一死，新法也全部被廢除。北宋國家體制機制存在的弊端未能得以克服，吏治敗壞，社會缺乏活力，國家積貧積弱的情況始終沒有得到改變，連對遼國和西夏也只得連年納貢求和。

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實施的背景基本一樣，改革的方向基本一致。王安石變法作為“慶曆新政”的繼承和發展，其涉及面更廣，推行力度更強，取得成效更大。“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北宋最終被金國滅亡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