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鐵上遇到了一個孕婦。

她穿著很寬鬆的裙子，很瘦，如果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已經懷孕了，四肢很細，只有小腹那裡有些微凸。

我坐地鐵不喜歡看手機，如果有座位一般都閉著眼睛休息，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哪站上的車，只不過我睜開眼睛，就看見她在我面前站著。

我有些不好意思，忙站起來說，你坐吧。

她連忙道謝，說要幫我拿包，我說不用了，懷孕很累的，你坐吧，我剛真是沒看見，要不然早就讓你坐了。

她說，她已經七個月了，但是從懷孕到現在，我是第一個給她讓位子的，而且她有時很累很想坐座位，但是看到別人絲毫沒有讓座位的意願，她也就忍下來了。

聽到她說這個，我很有同感，不禁想到自己的一個女性朋友當時懷孕的時候，也是同樣的遭遇——沒人讓座。

雖然我朋友也是懷孕到後期，肚子也不是特別明顯，快生的時候，還能穿修身款的大衣，但是最後兩個月的時候，也能一眼就能看出是孕婦了。

即使是這樣，公交地鐵上依然沒人讓座位。

說實話，我挺能理解的，對於現在這個社會來說。

我不是說不讓座的人，而是需要被讓座的人，他們不敢期望別人來讓座，因為怕落得一個道德綁架的說辭。

新聞隨便刷刷，道德綁架的事情真是數不勝數，最近的就是古天樂被逼捐這件事。

眾所周知，古天樂在慈善方面做得又好又低調，不停地拍戲，賺來的錢幾乎都去給貧困地區的孩子蓋了小學，到目前為止，他已經蓋了99所小學了，而且要是有什麼天災人禍的，他總是很快就能捐出很多錢給災區。

以至於他一接新片，網友就說，可能他蓋小學又缺錢了。

可是就在7月7日，古天樂參加香港某慈善活動，在活動尾聲發生意外，一名女子突出重圍，在欄杆附近拿出海報示威，海報上寫著大大的兩個字“求恩”，細看才知道她因父親病重想跟古天樂借100萬人民幣，但隨即被保安帶走。

這名女子在海報上寫著自己的名字與住址，並挑明要對古天樂“求恩”，她隨後表示，自己和爸爸都生病了，她有兩顆腫瘤，爸爸骨盆出狀況，之前在廣州乞討失敗，所以今天才去找古天樂，還哭說若古天樂不借，“我應該不會回去了，死了算了”。

如果這名女子說的是事實，我們真的很可憐她。可是，對她昨天的那個舉動，我覺得古天樂完全可以說“不！”

不能因為古天樂一直在做慈善，就可以直接向他要錢。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以後就沒有人敢去做慈善了。

這種明顯的“逼捐”行為，事後古天樂說，其實這種事時有發生，並不是第一次了。

正是因為人們已經對“道德綁架”這件事很厭惡了，所以每天對於容易造成“道德綁架”的行為都有種天然逃避的感覺，比如讓座，比如父母對孩子說“我這麼做，都是為你好”。

在公交地鐵上，不用告訴別人不要玩手機了，也不用嘮叨手機對眼睛和頸椎都不好，因為很多時候也是迫不得已，手機有時候是應對這種局面最好的方法，或者假裝睡覺。我經常可以看到如果有一個人很積極的讓座，有時就會收穫一些白眼。

很多人就會說，現在的社會很冷漠，對很多應該做的事都不做了。但我有時覺得這種說法很偏激，當你符合了那些特殊群體的特徵，你又非常需要這個座位時，卻不被人理解，是很難過的一件事。

最近越來越能理解每個人的工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以前對很多行業有過不理解，不喜歡，比如遇到推銷，我會理都不理就走掉，遇到電話，我也會直接結束通話，但現在，自己的工作也變得忙起來，也深知每一分錢來之不易了以後，對於這種事情我會好好處理，我會客氣的回絕，或者至少聽完對方的第一句話再禮貌拒絕，我想，雖然他每天都會被拒絕成百上千次，但對於我這次，電話那頭不會太不好受。

所以，每天的總結就是，既無聊又令人厭惡。

這其實反映了我們現在每天生活的心理，很忙很累，不想再看到一些費腦子的事，也不想被道德束縛著牽引著，被拉到一個制高點，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我們寧可縮起腦袋低著頭看手機上的無聊新聞，也不想再關注誰站在我面前，她到底懷沒懷孕用不用我讓座，我讓座會不會引來白眼，那麼旁邊的小孩用不用讓，更遠處的白頭髮的阿姨她究竟有多老。

說了一堆有的沒的，都是最近一些感悟，你可以當它是一篇沒有中心的文，剛好適合你低頭無聊的五分鐘。

我覺得這個問題，讓座不讓座都沒什麼可恥的。

我們讓座，那是應該的，我們不讓座，那也是應該的。（當然在沒有佔特殊照顧專座的前提下）

當然我們鼓勵人人都要有愛心，主動讓座，人人都要獻出一份愛，那麼這個社會就會更和諧更美好！而且我相信，還是主動讓座的人更多。

就像你說的，他看見有位孕婦站到前面，但還是繼續低著頭玩手機，重點是“低著頭”，那就說明他內心還是不忍的，還是覺得應該讓座的，只是他有可能今天特別累，或者身體不舒服，也特別需要坐下來休息。所以他沒有讓座，但其實他心裡已經受到譴責和不安了。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能無私奉獻，那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