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3月24日，也就是魯迅19歲那年，他以官派公費留學生身份赴日留學，在日本居住、學習長達8年。19歲到27歲，是一個人最美好的時光，其實也是成年魯迅半生飄零中最安閒、自在的時光。日本這個“絕國異域”，給他留下不少清嘉溫馨的記憶，而明治時代的日本普通民眾，普遍還留存著尊重乃至禮遇“天朝上國”子民的傳統，他對日本人的觀感是比較好的。所以他會說，“日本和中國的大眾，本來就是兄弟”。因為這段經歷，他生活中的很多習慣甚至都有點“日本化”了，比如在日期間剪辮子、穿和服、留鬍鬚,以至於好幾次都被誤以為是日本人。這些事實，他自己的文章，包括後來周作人、許壽裳的回憶，都有點滴反映，並不需要回避。 其實，往大一點的歷史觀追索，就會知道，這種態度和情感幾乎這是1894甲午戰爭以後、至1936年中日全面對抗之前，中國革命同志共有的記憶。當時的日本，幾乎就是中國革命志士們的“百慕大”。因為在甲午戰爭中的戰敗，當時很多中國覺悟之士紛紛對這個島國鄰居產生濃厚興趣，非但總體未曾仇視排斥，反倒開啟了“知恥後勇”式的留學日本、向對手學習的浩蕩歷程。郭沫若說這批人總數有30萬人左右。魯迅不過是人潮隊伍中一個。 那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尚未全面瀰漫，很多日本人抱著感念中國漢唐之恩的心態，真誠以對，這些革命黨人前期在日如魚得水。基本上，這是一種由內到外的對異質文明理性的有區分的接受心態，所以說起來魯迅對日有好感，其心態極其普遍。甚至可以說，當時留日革命黨人，從孫中山到蔣某人，主觀上對日沒好感的反倒真的很難找出來。這一點，想看過平江不肖生《留東外史》、實藤惠秀《華人留學日本史》等書的朋友都是能有所觀照的吧。 但需要說明的是，魯迅對日本是有好感，但和他弟弟周作人始終視之為“第二故鄉”不同的是，他對日從來都抱有疑慮和警惕之心。8年漫長的留日生活,他留下專文記錄的作品僅有《藤野先生》一篇，口吻還是“東京也無非是這樣……”這樣的不屑。從他文章看，他雖對藤野先生等部分日本友人也有過讚美，但從不曾在文中稱頌日本，而且對日本式的現代化道路，向來懷疑，後來對蘇式路徑更有認同，想來也是這種心理邏輯的自然推演。 而且，人都說他喜歡罵華人，其實他只是有意採取一種“言過其實”式的“怒其不爭”策略而言。其實他一直對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抱有莫大希望。當初他仙台不久，就給同鄉兼好友蔣抑卮寫信說，他觀察日本青年良久，認為“敢決言其思想行為決不居我震旦青年上”，並充滿感情地對國家前途表示樂觀，“黃帝之靈或當不餒歟” ！ 這些記述，雖然疏略，但基本上就是作為日本留學生魯迅心路歷程及對日情緒的重點表曝。所以，若有人搬弄是非，說魯迅對日本及日本人態度曖昧，甚至精日媚日，我的感想很簡單：請拿出確鑿的文獻證據來！ >責罵魯迅精日媚日，還有一個重要“殺手鐧”，就是魯迅生平往來，多為日本人。這一說法，貌似振振有詞，但文史素養稍具足用者，都會明白這是無根無據的。 作為日本留學生、一個家國情懷與國際主義精神兼具的作家，魯迅是有很多日本友人。從《魯迅全集》可知，他一生中直接交往的日本友人多達160位，比如我們熟悉的藤野先生，完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他筆下常出現的日本友人增田涉等等。但是，我們現有的所有材料都可以驗證，他所交往的物件，並沒有一個是日方政治人物，更沒有日本侵華分子的蹤影；魯迅與他們的往來，也未曾涉及絲毫有損人格與國格之事。 魯迅死在1936年中日全面對抗之前。他對日本人的光感，和他們的交往，是純人情化的朋友私誼，而不是說僅僅因為你是日本人，就迅速落為簡單的“不共戴天”的兩極化,即便文章言語也沒有淪為“愛國套話”言說。他是將日本帝國與普通日本人民區別對待,所以他會常去內山書店坐坐,與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增田涉等頻繁書信往來，討論。這些日本友人在他落難時、需要幫助時，也都無私出手——比如1932年1.28事變時，子彈都打到他寓所窗戶，幸虧內山書店提供避難之所全家才得以安全活命。倘不刻意去尋查雙方身份，他們其實就是正常而溫暖的朋友往來。 他不帶民族偏見，與對華友好的日本人士維持著良好關係,但他的民族立場從來沒有疑問。比如，1936年，他得知中日關係緊張,察覺到租界也不穩，那時已重病在身,對日本還是非常警醒，叮囑他兒子海嬰“趕緊搬離虹口”，免為對方所獲；他臨終前，彷彿有預見似的，念茲在茲的事情之一，就是託三弟給早已失和沒有聯絡的周作人傳話，叮囑他任何時刻都不能軟弱，不能做“漢奸”之事；他去世後，中日全面開展，他的遺孀許廣平秉其遺志，矢志抗日，還曾被日本憲兵抓走監禁76天關進集中營，被脫外衣施以電刑鞭刑等酷刑，多方營救才得以虎口逃生。 說魯迅不抗日，是完全不合事實，也不符他一貫的理念和言行的“欲加之罪”。唯一需要說明的，我個人閱讀觀感，他可能還是相信日本的“人民”多是愛好和平的,所以寫給日本友人的書法作品中，有過“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殷殷期望。也許，在他眼中,這場浩劫並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日本

魯迅先生除與藤野交往之外，還與內山完造,留學期間結識的宮崎龍介,為其治病的須藤五百三,還有金子光晴等大約六十餘位日本人有交集。

在魯迅先生交往的這些日本人中，內山完造是其過往最多的一個。內山完造原是一個浪人，魯迅是在逛其書店時結識的。內山很早便來中國，先是在眼藥店做店員，後來去中國其他城市做廣告。內山與井上美喜子婚後再次來到上海，在四川路開設了內山書店進行文化交流。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其情報機關便招內山做了情報員，內山書店也因此擴大了業務規模。魯迅後來因上海“社會新聞”刊登的一篇《魯迅願做漢奸》，版稅盡失生活窘迫，便編寫了一本《南腔北調集》由日本“同文書局”出版，內山幫其在日本人的書店銷售，獲利甚豐總算是過了難關。但在不久之後，“上海新聞”又刊登了一文《內山完造的秘密》，開撕內山的老底，言內山是日本奸細云云，以此而定魯迅是漢奸。

說魯迅先生是漢奸，可能是言過其詞，但魯迅與內山過從甚密，卻是不爭的事實。周家兄弟四人，除四弟早夭外，兩人均娶了日本女子為妻，難免不招人非議。

魯迅先生性格偏激，有時講話不走大腦，比如在北京輔仁大學演講時說“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徽章不知藏起來，被日軍發現後，死是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記性不好，有徽章不一定是抗日，不過是放在口袋裡，被日軍查出又必定送命。像這般青年被殺，大家一定以為日本人很殘酷，其實是脾氣不同的緣故”。愛國青年被殺，魯迅先生不痛斥侵略者的罪行，反而說是日本人脾氣不同，令人大跌眼鏡，不像是出自魯迅這位大文豪口裡。

綜上所述，從魯迅和日本人交往的歷史來看，他喜歡,尊敬，甚至崇拜日本人這是不爭的事實。

還有很多魯迅和日本人交往的事實，在此就不一一論述了。

魯迅在日本，曾經是個被看好的留學生，他雖然沒在醫學上一直走下去，也曾經是醫學專業的才子。魯迅先生棄醫從文，也與他的品格有關。

魯迅在日本期間，與藤野先生相交甚厚，藤野是個在日本上層社會頗具影響力的學者，藤野家族是日本實力強盛的財團。藤野很看重魯迅，也曾想把魯迅留在日本發展。

藤野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好友，在藤野推薦下，裕仁在見到魯迅兩次後，對魯迅非常欣賞，包括後來魯迅常常受邀與天皇相見，裕仁最小的女兒在日本投降後自殺，據日本內參記載，日本天皇的女兒黛子深愛魯迅，因魯迅終身未嫁，日本投降當日自殺。

魯迅在日本，與當時日本很多上層有過交際，包括東條英機與魯迅在日本的關係都很好。魯迅的回國以及一身民族大義，讓日本人感到失去魯迅的損失。日本天皇曾派日本駐華機構轉交自己的五封親筆信給魯迅。魯迅始終堅信，中華民族才是他的根，為民族吶喊，喚醒華人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才是他唯一的責任。

魯迅確實有不少日本朋友，在後來的中日交惡中，魯迅依然站在民族的前列，為華人搖旗吶喊。魯迅是中國文人的楷模，魯迅的戰鬥精神是這個民族依然需要弘揚的愛國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