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短見。只知道用暴力約束人性，不會用利益引導人性。對官員是及其吝嗇和不信任，看不起商人，重農抑商，這就導致了國家稅收永遠就土地上上的稅收。皇帝一生不出紫禁城，地方政府跟豪強聯合起來貪汙腐敗那是正常的，所以後面國家的錢越來越少，皇帝想做事的阻力越來越大

大明的財政收入大致分為起運和存留兩項，兩項大致是二比一的關係，存留歸地方政府自己處置，用於修橋補路，徵集民兵，胡吃海塞等等。起運則是運走的，有運到邊境的民運，也有運送到北京的漕運等等，在晚明，這些收入一部分折成白銀，而另一部分仍然徵收實物，這也就使統計明朝財政收入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在明代，戶部堪稱是最窮最忙，對此，晚明的戶部尚書畢自嚴曾經吐槽過，大明一年財政收入兩千萬兩，落到戶部手裡的只有二百九十萬兩，而打給他的撥款報告就有五百萬兩

米一千八百二十二萬四千六百七十石有奇，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三石有奇，草二千五百九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二束有奇，絲錦七萬三千一百七十斤有奇，絹三十二萬四百五十九匹有奇，綿花絨二十四萬六千五百五十九斤有奇，布一十三萬三千二百六匹有奇，土苧六十五斤有奇，戶口鈔一千七百五十五萬六千五十錠有奇，雜課鈔六百五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八錠有奇。鹽課，鹽一百六十七萬一百二十二引有奇，鹽課銀五十三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兩有奇。茶課五十六萬八千九百七十九斤有奇。屯田子粒三百七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石有奇，屯田銀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兩有奇。例金一千兩，水銀二百二十九斤，硃砂四十六斤八兩。漕運米四百萬石，內除改折四十四萬石，實運米三百五十六萬石。

這是嘉靖元年明朝的財政收入的不完全統計，他並沒有包括各類供奉（他們常常數額巨大們沒有定數，比如松江的毛筆，湖廣的魚），最大的問題是，實錄裡的統計看不出來明朝各級政府直接從民間徵調的力役。這部分相當重要，黃仁宇對於力役的估計認為，如果將力役全部折銀，大概將近一千萬兩左右。

至於題主的問題，宋代的財政我雖然不熟悉，但是常識還是有的，如果按宋代的計算方式將數字單純相加而不考慮其絕對價值的話，只要把明代的夏秋稅，草束和錢鈔收入一加。米一千八百二十二萬四千六百七十石有 奇，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三石有奇，草二千五百九十萬 九千四百四十二束有奇，戶口鈔一千 七百五十五萬六千五十錠有奇，雜課鈔六百五十八萬七千七百五 十八錠有奇。等於七千二百八十七萬，再加上雜七雜八的其他收入，我覺得我明過億也是不成問題的。

原因有很多，我們一一列舉下：

1.行政壟斷

許多人都以為明朝的商稅低，所以資產階級的日子非常好。這個觀點大錯特錯，稅收只是朝廷商業政策的一個維度。打個比方，今天美國要收走資本家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利潤，但你不能說美國對資本家特別苛刻。

明朝的商業模式是典型的官商結合。按照古代的分類，商人可以分為兩種—行商和坐賈。前者就是大江南北到處跑的行腳商人，以及出海貿易的海商；後者基本上留在固定地點，等前者將貨物送到後，再轉手或者加工出售。開各種店鋪的店主大部分屬於這個行列。

而明朝的國策是路引制，可以參考前三十年出門需要的介紹信。這種制度的審批非常繁瑣，沒有關係很難弄到。直接將最重要的物流死死地控制在官府手裡，民間資本根本無法滲透。而關係戶們又因為沒有競爭壓力，生產積極性非常低下。

明朝商業相對發達的中晚期，恰恰是朝廷控制力下降，走私貿易發達的結果。但用今天的話說，那屬於“畸形繁榮”，是“野蠻生長”的結果。國家很難從這種模式中獲得收入。

2.集權下的效率低下

官僚主義在明清已經是病入膏肓。官員們對商業一竅不通，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政績。官員們首先要討好上級，然後才是市場。可商業必然伴隨著風險，不然今天也沒這麼多的保險公司了。出了問題就是各種踢皮球，或者玩“不做不錯”那一套。這樣的體系怎麼可能讓商業發達？

3.高壓下的腐敗

明朝是對腐敗最嚴厲的朝代，也是腐敗最嚴重的朝代。這點毋庸置疑，連朱元璋都在《大誥》中承認，明朝腐敗比之前的王朝都厲害。這還僅僅是第一代皇帝，之後如何大家心裡有數了。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與朱元璋對官員的苛政有直接關係。官員一月只有幾天休假，工資卻低的可憐。試問誰幹？

之後的皇帝不得已只好對腐敗聽之任之。按照法學原理，當你制定的政策不被遵守時，大眾就會出現蔑視法律的現象。久而久之，明朝孜孜不倦追求的控制力反而喪失了。資本就如同脫韁的Mustang，再也管不住嘍。

我覺得，明朝不窮，明朝的窮在於，沒有把藏於民間商賈，官宦之家，藩王大宅中的金銀流通出來，明末江南已經出現了萌芽的資本主義小作坊，小資本家，如官府可以善加利用，……總的來說還是歷史的侷限。

明朝確實很窮 但是相對於同期的全世界而言 是非常富有的 因為每個明朝人 擁有的銅量 是世界上其他人的十倍 (現在是黃金以前是銅)閉關鎖國也是一部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