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儀的結局比較好，于謙結局是被複闢的明英宗殺了。兩人都在國家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穩定了社會，他們都是有功績的。

時勢造英雄。于謙和郭子儀都是在社稷將傾之時，力挽狂瀾於即倒，挽救了國家。這一點看二者是有相同點的。

正是安史之亂成就了郭子儀，再造大唐。使得他名揚天下。土木堡之變，于謙力挽狂瀾，社稷為重君為輕。駁斥南遷，誓死保衛京城，打敗了也先，贏得了京城保衛戰的勝利。

他們都是民族英雄，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功勞都是在造社稷，不好於少保的結果不太好，于謙的悲劇是在於奪門之變後，不得不死，不然奪門的石亨們沒法邀功。

郭子儀和于謙，一個是平定內亂再造大唐，一個是臨危受命力挽狂瀾。兩人都有不世之功，在中華歷史長河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郭子儀大唐名將，政治家，軍事家。歷任玄宗、代宗、肅宗、德宗朝，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兵馬副元帥等，受封代國公進位汾陽王。建中二年（781年），郭子儀去世，追贈太師，諡號忠武。

平叛平亂郭子儀的一生功績，生逢安史之亂，郭子儀平定各個藩鎮節度使之亂，也平定內部各個異族的造反。其中僕固懷恩就糾結吐蕃、回紇、党項、吐谷渾、奴剌等國伺機侵入長安，燒殺擄掠。因此郭子儀有再造大唐的不世之功。雖然郭子儀去世後大唐依然進入藩鎮割據局面，但是大的異族入侵就再也沒有了。

于謙大明名臣，政治家，軍事家，民族英雄。歷任英宗，代宗朝，官至兵部尚書等。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大將石亨等誣陷於謙謀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憲宗時，于謙被複官賜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諡“肅愍”。神宗時改諡“忠肅”。《明史》稱讚其“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

北京保衛戰是于謙在歷史上留下最濃墨的一筆，力排眾意，推舉郕王繼位，粉碎也先的敲詐計劃。拒絕南遷，上奏代宗招天下兵馬進京勤王，組織練兵，在北京城外與瓦剌決戰。于謙的一系列舉措挽救了大明，粉碎了也先入侵中原的美夢，避免中原生靈塗炭。

單純比較是否可以齊名沒有絲毫意義，大丈夫頂天立地，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就算是路人甲，仍可稱其為英雄。

以上只是一家之言。

關於于謙和郭子儀是否能夠齊名，這個不好說，說得太絕對肯定會被人噴，因為這種比較缺乏量化的依據，有些方面很難做出比較。既然閣下執意要比較，又邀請鄙人作答，那麼，鄙人雖然才疏，也願意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了，如有不妥之處，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第一，倆人都是力挽狂瀾的人物，救朝廷於水火之中，這方面，沒有本質區別，也沒有高下之分。

眾所周知，唐朝的衰落開始於安史之亂。這場大叛亂直接把唐朝從盛世打入了地獄，從此唐朝再也沒有緩過勁來，一直苟延殘喘到滅亡。能把這場叛亂最終鎮壓下去，郭子儀功不可沒，他不但軍事才能突出，政治才能也可圈可點，籌糧、募兵、打仗，一條龍到天黑，簡直是朝廷的大救星。可以說，沒有郭子儀，唐朝可能就被腰斬了。

而於謙最大的功績也在於救國家於危難之中。明英宗不聽勸告，執意率兵親征蒙古，誰知道手藝潮了點，被人家蒙古人包了餃子，幾十萬大軍損失殆盡，隨行大臣也幾乎全部殉國，明朝的精銳之師一下子打了水漂，堂堂天子居然當了俘虜，訊息傳到北京，舉國震驚，有些富貴人家已經開始往南方轉移家產，整個朝廷幾乎崩盤，此時，以于謙為代表的主戰派大臣站了出來，擁立朱祁鈺稱帝，並從各地火速調集勤王軍隊，在北京周圍擊退蒙古人的進攻，最終迫使蒙古北撤，國家迅速轉危為安。

在與蒙古的對抗中，于謙果斷、嚴厲、指揮有方，頗有大將風範。所以，這件事上，于謙可以與郭子儀一比。

第二，于謙勝在一個“正”字上。從人格上說，于謙堪稱完美，他正直、清廉、寧折不彎，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他完全不顧自己的安危，他甚至主張迎回明英宗，無他相比，明英宗的胸懷差了不止一點半點。這方面，郭子儀表現得更加圓滑，或者說，政治上更加成熟，與皇帝的相處中，表現出的老練讓人佩服。所以，要是論起正氣，于謙更勝一籌，最典型的就是那首《石灰吟》了，我想大家都熟悉吧。“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首詩足以證明問題了。

第三，郭子儀勝在政治手腕上。同樣是力挽狂瀾的重臣，二人的結局卻天上地下。郭子儀最後富貴一生，得到了善終，而於謙雖然力主迎回明英宗，卻沒有躲過明英宗的清算，大家都知道，最後明英宗復辟，誅殺了于謙，一代忠臣就此隕落。那麼，為什麼他倆的結局為什麼相差這麼大？說白了是因為政治手腕有區別，于謙對自己的老闆瞭解不夠深，對朝局把握也不夠精準，最終死於非命。

郭子儀就不同了，平定安史之亂後，他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險性，數次主動要求解除兵權，並敞開深府大院，接受大家監督，他表現得越誇張，皇帝越信任他。最後幾年，他甚至不接觸其他大臣，躲在府裡不輕易發表意見，所以，他的政治成熟度明顯高於于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