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萬物都是在變化的，唯物主義讓我們變化的看待問題，道家也講月滿則虧，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也是再講變化，懂得變通的人，頭腦靈活，順勢而為，才有可能做好生意。

說起變通與經商的智慧，偉大的的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寫過一出有名的喜劇《威尼斯商人》，裡面刻劃了一個極端吝嗇又充滿報復心的猶太商人夏洛克。

此人專好放高利貸，一毛不拔，並因基督徒商人安東尼奧多次斥責他而懷恨在心。

一次，夏洛克借安東尼奧為資助朋友遠行求婚急需用錢之機，同他立下契約，言明到期不還以安東尼奧心口上的一磅肉來抵償所借的3000英鎊。

結果，安東尼奧由於貨船接連出事而誤了還債日期。在法庭上，不管別人如何調解，夏洛克堅持要心口上的一磅肉，而不要哪怕數額再大的賠款。

於是，安東尼奧的朋友之妻，即朋友靠安東尼奧這筆借款的資助所娶來的妻子，機智地要求夏洛克只能取一磅肉，但不得流安東尼奧一滴血，否則處以極刑，才震懾住了夏洛克。並使他寧可認賠也不敢下手。

最後，基督徒們不僅以違約罪——說好割肉，卻不割肉了——懲處了夏沼克，罰掉他一大筆財產，還迫使他同意，讓女兒同基督徒結婚，並給予鉅額嫁妝和遺產繼承權。

很明顯，莎士比亞對猶太人的這一看法，與其說來源於他自己對身邊猶太人的感性認識，不如說這一看法更多地來源於中世紀基督教會關於猶太人的刻板模式或成見。當時，猶太人定居英國的時間並不長，只有200多年，英華人對猶太人的瞭解和認識還談不上很深。

所以，莎士比作作為一代文豪，雖然借劇中人之口為猶太人做了不少聲辯，但不自覺地還是反映了，並且足典型地反映了當時主流文化對猶太人的那種歧視、無奈而又嫉恨的心態。逼著猶太人只能同卑汙的錢貸業打交道；不得不向猶太人借錢且對猶太人的財運亨通無可奈何，千方百計奪取猶太人的錢財和子女。

最不公道的是將中世紀基督徒那種近乎偏執的不惜放棄錢財的報復心，強按在夏洛克身上。而隨著夏洛克成為一個著名的文學典型，夏洛克及其以3000英鎊換一磅肉的報復心，似乎也成了猶太人的典型。

其實，作為典型而不是個別例子，這是對猶太人的極大的誤解、極大的無知甚至極大的……因為在涉及錢財的問題上，如果猶太人有報復心的話，那麼這種報復心也集中表現為索回錢財，而絕不會要一磅“毫無價值”的人肉來作替代。

日本有一家猶太人開的公司。一次，一個公司僱員盜取公款後潛逃了。’

董事長獲悉後，十分惱怒，馬上要求報告警察局。公司的一個主管趕快跑去找猶太共同體的拉比商量。

拉比聽完情況後，明確告訴他：

“最好先查清楚他是否真的屬於捲款逃走。如果情況屬實，又告到警察局，他就會受到起訴，被送進牢房。但這不是猶太人的做法。”

按照猶太教律法，如果有人偷了錢，就要使這個人不坐牢而把錢取回來。一坐牢，錢就拿不回來了。

拉比建議他們，與其把卷款者抓回來，投進大牢，不如設法自己找到他，把錢要回來，再處以罰金。

結果，公司真的把那個職員找回來了，並證明他確是盜取公款潛逃。於是，他們把那個人帶到了拉比那裡。

拉比按照猶太律法，要求他賠款。但那個人表示，他已經身無分文了，並且表示，與其坐牢，不如去工作，把工資拿來分批償還公款。

最後，拉比裁定，該僱員繼續為公司工作(當然不會再有捲款的機會)，以工資償還公款，並處以一定比例的罰金。賠款由公司收回，罰款則交給拉比用做慈善基金。

其實，從文化學的意義上說，錢本來就是人的生命活動的一般等價物，剝奪錢財就是在剝奪一個人支配自己生命活動的權利。這種化“錢”為牢的辦法，就其消極作用而言，幾近於關大牢，而就其積極意義而言，又勝過單純的關大牢。

反過來，在怒火中燒的時候，一味放縱“報復”這種生命活動，無形中等於以那筆本來可以追討回來的錢所代表的生命活動支配權做了抵押。

精明務實的猶太人絕對不會做這樣的傻事，更不會在合約上留下這麼大的漏洞。莎翁把夏洛克寫得有點傻了，是不是無意識中感覺到，要不把夏洛克寫傻的話，他戲劇中的法庭就審不下去了?

猶太人不僅在討回贓款這一點上十分聰明，而且在確定罰款比例時，也表現出別出心裁的機巧。

一般來說，罰款的比例為贓款的25％。這只是一個大概，具體的還有許多嚴格規定，視被盜物的性質，被盜物能否用於賺錢，盜竊發生時的場合、時間等而定。

比如《塔木德》上規定，偷馬的罰款比例非常高，可達400％，因為可以用偷來的馬賺錢，被偷的人有可能走投無路。

有意思的是，一般偷驢比偷馬的罰款低，理由是“馬比較馴良容易偷”。猶太民族對智慧的極端愛好，於此也可以略見一斑。

在古代以色列，罰款或拒付款、拒付利息的追討，都採取以給錢的主人服勞役的方法來償還。只有最為嚴重的情形，才把人送進監牢。但在猶太人心目中，這樣做實在是下下策，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

可以說，在處理這類不合法佔有財產的問題上，猶太人似乎又走在了歷史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