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首先此二人執政理念有所區別，王倡導法家強硬積極的革新思想，其綱領除了發展經濟抑制豪族勢力之外，有提高武備強化軍事打擊外族入侵的目的，司馬則更側重儒家溫和中庸的治國政略，維繫文人在朝廷的政治主導地位，這符合宋代立國根本。可以說，作為忠臣良相的王安石與司馬光不僅分屬於激進和保守的兩個政治派別，他們之間還有古代文人相輕的傳統痼疾，從個人角度來講，能使自己的貢獻統領天下造福蒼生是他們最大的理想。至於在文學藝術領域裡，他們雙星並駕的友情，是另外一回事。

司馬光是北宋時期的一代名臣，他的一生都在為朝廷做著貢獻。雖然他總共只活了短短的六十多年，但是他的貢獻確實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他在史學方面的貢獻，他寫下了中國古代的又一部史學鉅作――資治通鑑。在同時期司馬光有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作王安石，兩人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十分好的。可是後來王安石的變法司馬光卻是極力的反對，這到底是為什麼呢？下面就隨著文章的內容來一起了解一下吧。

首先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第一個原因還是和司馬光本人有關了。司馬光本人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建立儒家以後，古代文人一直以來就是崇尚儒家思想，當時的讀書人從小就是學習四書五經，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以保守而著稱的。而司馬光也是從小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在七歲時就是熟讀春秋了，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下，司馬光是極其保守的。他認為變法是非常沒有必要的，堅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趙匡胤的那一套做法。而王安石卻是思想很開放的一人，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只有革新才能重新讓國家富強起來，就這樣有兩個不同意見不同觀念的人，在變法方面產生了極大的隔閡，因此司馬光怎麼會支援王安石的變法了。

第二個原因還是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有關了。當時朝廷之中的情況十分差，各種腐敗現象頻頻發生，宋朝已經開始走向了滅亡的邊緣。這個時候王安石提出了變法，他也想要像商鞅那樣，透過變法讓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更加富強，讓自己流芳百世。然而事實卻並不是向他想象的那樣好，那時候他的變法雖然看起來十分的有效，但是卻還是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說在他變法內容的青苗法之中就是說，要是青苗不接，農民都可以向國家以極小的利息來借錢，度過難關。這看起來是一項特別好的措施，但是王安石並沒有好好的結合當時的總體時代背景，此時宋朝朝廷內部腐朽嚴重，而他的這次改革也並沒有很好的幫助到人民，反而讓他們的賦稅更加的嚴重了，簡直就是得不償失。所以司馬光極力阻攔他。

第三個原因就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了。當時正好是處在宋朝的末年，各種社會衝突不斷，北宋王朝也是四面受敵。此時北宋的統治者一直也是很想讓國家再次的復興起來，於是當朝的皇帝極力支援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的變法在早期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是這次的變法終歸還是沒有鬥過當時嚴峻的形勢，王安石原本以為這次變法可以讓北宋免遭混亂，可是他沒想到這反而招致了禍害。

在北宋時期，熙寧二年，也就是公元1609年，年輕的神宗皇帝趙頊意氣風發，想革除弊端，振興大宋一朝，而王安石所呈上的一整套改革方案最為神宗皇帝所欣賞，這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王安石被任命為參政知事，主持變法。

司馬光是個做學問的人，據說他7歲的時候，就能獨自講解《左氏春秋》，後期雖然也入仕從政，但主要把精力投入到著書立說之上。

王安石改革初期，司馬光與王安石關係還是不錯的，飲酒敘談，一些小爭執，一陣風就過去了。

可是後來，王安石在一些財政稅收政策的實施上，說句實話，可能有些不擇手段，錢是為國家收上來了，但是，怨聲載道，王安石對此到是安之若素，處之泰然。

司馬光是見識過北宋范仲淹搞的慶曆新政的，他潛意識認為新法大多數是折騰，司馬光主張皇帝與朝廷上下要厲行節約，特別是大災之年，財產用度上一定要節流。

王安石很不耐煩這種主張和論調，他認為國家的富裕或疲敝與否，與君主的能否自我約束，節約費用沒多大關係，重要的是革除弊端，興利益，開財源，是國家快速的富強起來。

這二人就因為這方面所持觀點各異，有一次竟然在皇帝，宰相，群臣俱在的情況下，發生劇烈爭執，以至於神宗皇帝也聽不下去，親自制止。

司馬光年長王安石兩歲，性格也近似迂腐，當他看到制止不了王安石的改革步伐的時候，他堅決的要求離開朝堂，去專心著書立說。

王安石後人呼之為犟相公，只要認定自己所為是合乎法度道理的事情，就不忌其它，所以，神宗皇帝一死，大樹倒了，王安石就被棄置不用了。

而近乎隱居的司馬光則被重新啟用，這老兄剛異上臺，一點沒客氣，也不做一點鋪墊和緩衝，直接把王安石辛辛苦苦構築的變法框架全部推到，恢復原樣。

最後這二人都是在公元1086年去世，王安石早一些，司馬光在其後，病重期間的司馬光聽到洶洶物議，把王安石說成毒蛇猛獸，就嘆了口氣，說不要太過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