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一些自己通讀《清史稿》以後的感受

首先《清史稿》是由北洋政府設館修史的，而二十四史都是由朝廷修的，所以國家不承認《清史稿》是正史，就自己搞了個《清史》工程。清史稿雖然號稱一批桐城派文人編寫，但文字拗口有些地方十分不流暢。更嚴重的，清史稿編寫之時並不具備清史編修條件，大量的史料梳理工作都沒有完成，尤其是清朝初年的歷史。清史稿在清初歷史上錯誤連連，在清末歷史上又站在遺老遺少的離場上，惡毒攻擊革命黨。

清史稿編修工作歷時十餘年，至1927年，主編趙爾巽見全稿已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以《清史稿》之名將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為未定本。

《清史稿》出版之翌年，即1929年12月16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建議禁止《清史稿》之發行，呈文內稱：《清史稿》“系用亡清遺老主持其事……彼輩自詡忠於前朝，乃以誹謗民國為能事，並不顧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謬百出，開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體例文字之錯謬百出，尤屬指不勝屈。此書若任其發行，實為民國之奇恥大辱”。並開列《清史稿》之十九項錯誤：一、反革命。二、藐視先烈。三、不奉民國正朔。四、例書偽溢。五、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六、反對漢族。七、為滿清諱。八、體例不合。九、體例不一致。十、人名先後不一致。十一、一人兩傳。十二、目錄與書不合。十三、紀表傳志互相不合。十四、有日無月。十五、人名錯誤。十六、事蹟之年月不詳載。十七、泥古不化。十八、淺陋。十九、忽略。前七條錯誤屬於政治性錯誤，後十二條則為學術上、體例上、史實上、文字上的錯誤。

易培基

民國《清史稿》的修撰可謂一波三折，十四年修史，僅僅成一“稿”，但還是具有一定的價值的，具體來說:

《清史稿》是清朝覆亡後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支援編纂的清史，因最後未經審訂即匆忙刊行，故名為“稿”。其編纂歷時14年，前後數百人參與，全數合計800多萬字。

民國三年（1914）春，北洋政府國務院召開會議，建議設立清史館纂修清史，並呈請大總統袁世凱批准。其呈文首先回顧了中國悠久的修史傳統，“春秋而降，凡新陳之遞嬗，每記錄而成編”，“蓋時有盛衰，制多興革，不有鴻篇鉅製，將悉以窺前代之盛，備後世考鏡之資”。呈文提出纂修清史是民國政府的職責，並且時機已經成熟：“尤宜廣召耆儒，宏開史館，萃一代人文之美，為千秋信史之徵……以與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鑑於無窮。”這是北洋政府修清史的第一份指導性檔案，這一思想貫穿《清史稿》纂修的始終。

3月9日，袁世凱頒佈設定清史館令，重申了修史“識興革之所由，資法鑑於來葉”的意義，要求“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成三百餘年傳信之專書，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

那麼《清史稿》由何人纂修呢？

袁世凱雖然是民國總統，卻不是一個革命者，作為曾經的清廷大員，又是清帝遜位的受益者，他對清朝歷史的全面肯定不足為奇。為了延攬舊人，他致函聘請武昌起義後避居青島的前清東三省總督、正藍旗漢軍趙爾巽擔任館長。9月1日，清史館正式開館。

趙爾巽指出：“往代修書，即以養士”，他也照此辦理，“以縶逸賢”。史館初開，他即“近取翰苑名流，遠征文章名宿”，先後聘請百餘人參加修史工作。

修史者多是前清遺老，抱著“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的念頭為之。如後任代館長的總纂柯劭忞在清亡前歷官翰林院侍講、日講起居注官等；總纂繆荃孫曾授國史館一等編修，趙爾巽稱其“身為舊史”；還有曾任布政使的王樹柟，任知府的夏孫桐、張爾田；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習的馬其昶、任提調的金兆豐等人，大多在辛亥革命後退歸故里，隱居不仕，閉門著述，然而，他們對“家國存亡之故，未嘗一日釋懷”。

當然，《清史稿》纂修者也並非全為前清遺臣遺民。如吳廷燮雖曾署理知府，但民國以後即擔任大總統府秘書、主計局（後改稱統計局）局長；金兆蕃時任北洋政府財政部會計司司長。不過他們在修史群體裡不是主流，新思想不能完全施展，如吳氏曾建議修志多附圖，金氏曾建議增設民俗、宗教諸志，均未被採納。

那《清史稿》為何倉促付印呢？

開館之初，北洋政府撥付的經費非常充裕，初稿撰寫較為順利。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後，北洋軍閥內部各派系爭權奪利，修史經費大幅削減。1917年張勳復辟，史館閉館數月。後來雖然復館，但政局混亂，經費無著，僅剩少數人勉予維持，修史工作基本停滯。

綜上所述，中國曆代對官方修史十分重視，將記載歷史作為政府職責，並建立專門機構進行修史活動。從唐貞觀年間建立史館修成8部正史，至清乾隆年間修成《明史》，二十四史中半數以上為政府官修，到民國時期則繼承傳統纂修清史。

清史稿是滿清的遺老遺少寫的，美化滿清的統治者是不可避免的，加之時間倉促沒有仔細修改，文采不好，總之我覺得清史稿不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