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遼能存續二百多年，關鍵在於：大遼做出了重要的“二元治理”的制度創新，實現了大遼國內部經濟和政治的良性迴圈，擺脫了純粹靠天吃飯、靠搶掠吃飯的草原遊牧生存方式。

為什麼這麼說呢？

遊牧政權的生存方式主要就是兩種：一是靠天吃飯，二是靠搶掠吃飯；這二者都主要看運氣。

靠天吃飯的話，主要的是靠運氣。如果氣候溫暖雨水多，那麼草原上就水草豐茂，馬牛羊也因此肥壯，草原政權日子就好過。

靠搶掠吃飯的話，主要還是靠運氣。如果周圍有搶不完的財富、糧食、人口，那隻要草原武力夠，日子還是可以的。但是，草原主要搶掠的物件是中原。如果中原王朝的超大政權做好了防守的話，則搶掠變得很難。萬一中原做好了埋伏，甚至主動出擊，搶掠這個方法就更不靠譜。

以上兩點，都是依靠運氣。所以我們看到歷史上草原政權倏興倏滅，國運難過百年，依靠運氣生活起著決定性影響。因為好運不可能一直伴隨他們。氣候變冷、中原變強，草原力量就不行了。

（蕭太后）

大遼在機緣巧合之下，既有草原部落，又有農耕土地，因此大遼創造性地推出了二元制的政治制度。

大遼在崛起過程中，吃到了中原大亂的紅利。

公元936年，石敬瑭為了自保，向大遼求援，承諾把幽雲十六州割讓給大遼。石敬瑭在消滅後唐之後，很守信用地於938年將幽雲十六州獻給大遼。

不要小看了這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既讓大遼實現了農耕與遊牧的經濟迴圈，又給大遼提供了制度創新的機會。

大遼吸收了前人的胡漢融合治理經驗，做出了重要的制度創新，這就是歷史上二元制帝國。概括地說就是：

大遼把胡族和漢族分治，即“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大遼治理其本民族契丹的一套辦法稱為“國制”，而仿照唐制統治漢人的制度則稱為“漢制”。

這一套制度大致有如下特點：

執行地區之分：這兩種制度執行的分界線基本是長城。北面實行國制，南面的幽雲十六州實施漢制。政治機構設定：執行兩種制度的機構也分別是南北兩院，北院處理草原遊牧地區事務，官員一律任用契丹人，掌管草原軍政大事；南院處理農耕地區事務，官員主要由漢人擔任，掌管農耕區軍政大事。施行律法：兩個地區分別施行兩種律法。在北院以“番律”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南院以漢律治理漢人。

大遼最高統治者以不同面貌出現，在草原地區還是大可汗，在農耕地區就是實行儒家制度的皇帝。

同時，大遼也看到了農業生產更強的財富效應，就把農業生產技術逐步引進到長城以北水土好的地方，也開始從事農耕生產。而農耕所到之處，中原的儒家文化也一併伴隨而來。因此，中原的生活方式、文學藝術、天文曆法、醫藥，等等，也一起被匯入了契丹人的生活之中。這些都強有力地促進了胡漢的深度融合。

（始建於遼代的慈聖寺）

大遼二元制的好處：實現大遼內部經濟和政治正向迴圈，擺脫了靠天吃飯的命運。

既有農耕區又有草原，給大遼帶來了多重好處。

經濟上：可以在大遼內部實現互補，糧食與皮毛肉類實現了內部良性迴圈，內需即可拉動經濟發展。

如果中原政權與草原政權分治的話，則雙方必須願意交易，草原才能得到其所需的糧食、布匹、鹽、茶等生活品；如果中原政權不願意交易，則草原政權只能發動戰爭。

現在好了，大遼二元制度，農耕區和草原區各取所需，在內部實現了經濟互補迴圈。

政治上：遊牧部分和農耕部分既互相制約，也互相支援。

大遼的草原部族擁有武力，可以制約農耕部分；反過來農耕部分擁有相應的物資和財富，可以用來制約草原部族。同時，遊牧部分可以用武力保護農耕區，農耕區可以用物資幫助遊牧區。政治上也實行了兩個區域的互助和互相制約。

因此，別看幽雲十六州總共只有10萬平方公里，面積只佔大遼的零頭，但是這片區域卻又有大遼6成的人口和財富。

大遼在橫跨草原和農耕區的現實之上，用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了武力與財富的均衡問題，實現了內部政治的長期平穩；因此，大遼作為一個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破天荒地存續了200多年。

（建於遼代的獨樂寺）

結語：大遼的制度創新，延長了自身國祚，也為後世政權奠定了制度基礎

用不同的制度分開治理胡族和漢族，其本質在於統治者能尊重各區域的歷史與現實，以制度的方式確保不同區域原有制度與生活的延續，百姓和朝廷都能最大程度地從中受益。

大遼創新了胡漢二元治理的方法，首先改變了自身遊牧政權的繼承邏輯，打破了胡虜無百年之運的怪圈。其次，大遼的制度創新還啟發了後來的元朝和清朝，把二元制擴大為多元制。

元朝把人分為四等，每一等採用的制度。而清則把全國根據歷史與現實劃分為多個區域，對各個區域進行不同制度的治理。清朝在中原實行明制，在草原實行部族制加宗教控制，在西域和高原則實施精神控制加武力控制的組合方式，最終形成了多元一體的龐大帝國，為現代中國奠定了疆域基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