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這群人靠的就是筆吃飯，噴得越狠名氣越大、影響力就越大，膽子大噴政府，噴宰輔，當時就成了英雄，就成了民族脊樑，

在他們眼裡，他們自己是聖人，是清流，是高風亮節的名士，官僚裡都是貪官賣國賊，軍隊裡都是貪生怕死之輩，方正沒一個好人，除了他們自己。

不然，你以為為什麼每朝都要殺一批文人？這些人只會噴，其他事不幹，什麼事不懂，只要噴得狠，就能出名，成為名士，官方就得給他們名、錢、地位，

你問他們懂不懂政治、懂不懂軍事？別逗了，他們除了噴，什麼都不懂，民國很多這種人，他們都說大師、民族脊樑。

最主要的是，不論是誰取得天下，即使是外族（曰本），他們也都是名士，是清流，他們的財富、地位都會得到承認，因為他們把自己人貶得一文不值，外族當然喜歡。

自古以來有這麼一句俗語: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而實際上真正說不清受冤枉的卻大多數是兵，從古至今有多少忠肝義膽在前線奮勇殺敵的武將沒有倒在敵人的刀劍之下而是倒在了後方那些自翊為明士清流的文人墨客筆墨讒言之下，中國自古以來從來不缺噴子，而成為噴子的主要標誌就是一定要擺出一副世人皆醉我獨醒，一定要標新立異，無論大事小事好事壞事，一定要裝模作樣做出痛心疾首的表情，一定要假模假式的高呼反思變革等等之類，真正讓他說出來除了假話空話屁話沒有一句有用的話，除了挖歷史翻小腸惡意中傷蓄意詆譭沒有半點人性，這實際上是中國文人墨客的通病，所以過去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中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只排在了乞丐的上面不是沒有道理的。

1894年9月17日下午，這是一個應該銘記的日子，中日甲午海戰中鄧世昌的“致遠”艦追擊日艦“吉野”號彈盡。面對“吉野”轉舵殺來，鄧世昌從容做出率全體官兵駕艦撞沉“吉野”的決定，籍此希望北洋艦隊能反敗為勝。

之後由於被“吉野”發射的魚雷擊中，“致遠”發生爆炸，就在“致遠”沉沒後，鄧世昌被他的愛犬“太陽”叼起獲救。然而鄧世昌早已決心以身報國，艦在人在，葬身大海，捨身取義，將愛犬“太陽”按入海下，自己也隨之赴難。

到了鐵甲艦年代，船上養動物已經成為習慣傳統，那個年代軍艦長時間在海上航行，艦員們生活枯燥，就以養動物消遣。德國軍艦有養狗熊和小豬的，甲午海戰中日方旗艦“松島”號也養了一頭牛。

戰後普通百姓甚至大部分官員不懂北洋水師為何覆滅，但一些文臣御史墨客總是要指點江山的，又不見得把這事歸罪於大清體制和老佛爺，要麼參閡李鴻章，要麼詆譭北洋水師的軍紀和戰鬥力。

總之成王敗寇任由評說，但事實真相頂多遲到不會缺失，英雄應該永垂，腐朽的總會淹沒於歷史潮流中。

做到鄧世昌那個位置，無論可不可以養，他養一隻都沒毛病，那些無用的文人就像現在的噴子，不噴點什麼無法顯示自己的那點存在感和淺薄的學識。

近代時期，各國海軍軍艦上都保留著飼養動物的傳統行為，不僅僅是飼養動物，而是將飼養的動物來當作軍艦上的吉祥物。舉個簡單的例子，不僅僅是鄧世昌所管的致遠艦上曾有過狗，連晚清的另一水師，福建水師的揚武號巡洋艦上也曾養過狗。很多人都質疑，說鄧世昌不受軍紀，在艦船上養狗是違反了《北洋海軍章程》。但換句話來說，文人是文人，軍人是軍人，以成敗論英雄公正嗎？更何況一場戰爭的輸與贏是千變萬化的，並不是靠文人來紙上談兵動動嘴皮子就能打贏戰爭的。而甲午海戰的戰敗並不是北洋水師官兵的責任，具體的責任恐怕是要推到朝廷之上那些文人的身上吧，為何北洋水師1888年成軍之後就一直處在停止發展，甚至是倒退的地步？作為光緒帝的老師戶部的第一把手，翁同龢心裡應該有數吧。這就是文人，一面叫囂著軍人怎樣怎樣的違反軍紀，一面又推卸戰爭失敗的主要責任。

言歸正傳，在甲午海戰結束之後。有很多人認為鄧世昌的事例完全是一個虛假宣傳的典型，理由是鄧世昌平時的表現，以及其在黃海海戰中的行為並不像宣傳的那樣。其中最為質疑的便是在軍艦上養狗一事，他們抨擊鄧世昌說其違反軍紀，根據《北洋海軍章程》規定軍艦上不能養狗，鄧世昌是明知故犯，在軍艦上養狗，甚至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還帶著狗，這顯然是帶頭違反規定。

從這一點看，這些人說的確實不假，既然《北洋海軍章程》都規定了不準養狗，那麼鄧世昌為何要養狗呢？但事實恰恰相反，現如今網上都可以搜尋的到全篇的《北洋海軍章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具體的去看一看，海軍章程裡到底有沒有提規定軍艦上不準養狗。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歷史發展到今天，幾乎每一位北洋水師將領身上都揹負著不公平的評價，更何況鄧世昌也是北洋水師諸多將領中最值得稱頌、最值得肯定的民族英雄，但就算是對這樣一位為國獻身的傑出愛國將領，當下也會有人提出質疑。

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質疑與評判，但這些都不能否定鄧世昌等諸多北洋水師將領報效國家的愛國主義精神，都不能否定他們英勇獻身的大義凜然，都不能否定他們誓死不降的民族氣節。

畢竟文人不是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