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蘇是長子，為人忠厚，父皇派他去戍邊，他會父皇當憂，在邊疆盡職盡責。扶蘇是正統的繼承人，是太子，虔誠地對待下屬，絲毫沒有太子的架，禮賢下士，所以邊關很少戰事，秦皇對扶蘇也很放心，這是歷史上人們對扶蘇好印象之一。

秦二世就不同，滿腦子的陰謀，夥同趙高，搞陰詭計，篡政奪權，趁秦皇外出巡視，暴病而逝之致，竟假傳聖冒，賜死扶蘇，扶蘇含冤而死，這是人們對扶蘇好感的第二個原因。秦二始施暴政，殺忠良，誅賢臣，用小人，使當時的社會矛盾更加突出，人們恨秦二世，自然就會產生留戀扶蘇，這是其三。陳勝起義也打起了扶蘇的旗號，使起義的人勢大增，可見，扶蘇在人間大得人心。兩千多年過去了，人們對扶蘇的評價是正面的，對秦二世卻沒有這樣的評價了。從篡政到秦滅亡，僅兩年時間，秦朝就滅亡了，秦二世是昏庸無能的象徵。很明顯，數千裡來人們喜歡扶蘇了。

喜歡始皇帝長子扶蘇，對應的就是不喜歡秦二世胡亥，因為很多人都認為是胡亥搶了扶蘇的皇位。我們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來對比這二人。

客觀的，也就是沒有爭議的事實：扶蘇在和胡亥爭奪皇位的鬥爭中失敗身亡。扶蘇是長子，胡亥是受寵的小兒子。

主觀因素就很多了：扶蘇有仁義之心，重綱常，在朝能夠勸諫父皇行仁義之事，在軍，能夠協助蒙恬築長城，御匈奴，仁慈賢明，勇猛善戰，這是歷史一以慣之的評價。胡亥呢，關於他事，留下都是關於貪圖享樂，殘害手足，迫害臣名，施政殘暴。

史記關於扶蘇和胡亥的皇位之爭，大概是這樣的：作為皇長子，第一順位繼承人的扶蘇，因為反對父親焚書坑儒而上書勸諫，遭到秦始皇的疏遠，被派去北方軍中協助蒙恬。後來秦始皇死於沙丘，秦始皇遺詔是讓扶蘇將兵權交給蒙恬，扶蘇回京主持喪失，繼承帝位。結果胡亥與趙高李斯密謀修改遺詔，命扶蘇與蒙恬自殺。扶蘇收到秦始皇假遺詔之後，隨即自殺。

悲劇總是將現實揉碎了給我們看。人們有多恨胡亥就有多喜歡扶蘇，對於扶蘇的喜歡是一種對於仁政和平的嚮往，是對暴政的反抗不滿。

今人對於歷史人物的瞭解可以說是很片面的，所知所感只有歷史想讓我們瞭解的那一部分，其他的內容只能靠邏輯分析。人們對扶蘇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莫名的好感，其原因也可以從如此兩個方面來剖析：古人所想讓我們感受到的情感，和透過其他資料邏輯分析得到的綜合因素。

我們首先來談這個古人所想讓我們感受到的意念。對於扶蘇形象的描繪，可以追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在司馬遷的筆下，扶蘇是一個悲劇性的英雄形象，而這個英雄形象充滿著儒家的光輝色彩，他更看重“仁義”、“德治”、“禮樂”、“王道”這些儒家所提倡的東西，甚至曾不惜為此和秦始皇發生正面衝突。這位賢能的皇長子在始皇帝死後，當那封“偽造”的讓其自縊的遺書被送到扶蘇手上時，縱然蒙恬百般勸阻，扶蘇在留下“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後便自殺成仁，慨然赴死。這種仁德、忠義、孝順的人物形象，在受到千百年儒家思想滋育下的我們看來，難道不是應該被值得歌頌的嗎？在這種共同的思想觀念的指引下，我們對於皇長子扶蘇便產生了天然的喜愛，而對於逼死兄長、竊據皇位的胡亥便天然有著淡淡的敵意。

而漢代人褒扶蘇，抑胡亥的原因也不難分析，無非是將滅秦的理由，歸咎於胡亥的昏晦，而扶蘇不過是一個對比的標杆罷了。為此，其甚至不惜歪曲事實，愣是以秦朝沒有的長子繼承製，來幫扶蘇虛構出太子的身份。

不考慮扶蘇的形象是否是真實可信的，起碼扶蘇若是能夠繼承大統，就不會產生秦末造成生靈塗炭的戰火。人們對於扶蘇的喜愛更多的在於對於美好幸福的嚮往，戰爭所能帶來的唯有死難者的屍首和苟活者的哀嚎，而試想扶蘇這樣一位完美的賢君登上九五之位，給社會所能帶來的必定是安定繁榮。

然而這種設想，同樣是一種感官性的直覺感受。這種感性，卻讓我們很容易忽視實際客觀情況，將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託付於君主的賢明，而忽視很多客觀情況。秦末的戰火於關東各處蔓延，很快就將關東之地重新歸入六國貴族手中，這種對於原山東六國支配力的不足，方才是秦朝滅亡的癥結所在，而不能籠統歸於秦的暴政。同理，即使有類似於扶蘇的賢君，也很難避免戰爭的到來。

扶蘇和胡亥在帝位競爭中失敗身死，成為一場政治大戲中被人們嘆惋的一方，因此得到了人們更多的同情。就像楚漢戰爭中自刎烏江的項羽，雖然坑殺降伏、統治殘暴，但其悲劇的一生，仍然得到後世文人騷客的不盡慨嘆，在死後卻能不斷得到謳歌與讚揚。

這種對於失敗者的同情心理，其由來在於一種“將心比心”的惻隱之情，或者說是“兔死狐悲”。同時這種“同情”也來自一種基於對於敗者的憐憫之情，這種憐憫同樣是千百年來儒家文化對我們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是我們區別與西方思想而獨立發展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