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看看被罷黜的是啥？

漢儒韓嬰抨擊黃老和名墨學者慎到，鄧析，田駢，慎到，申不害，接子，環淵，墨子等“不師古人，不法先王，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他們見聞廣博雜亂，論據表面上有據，然而皆不合大道。”

便連當了稷下學宮校長的大儒荀子也受株連。宋儒程頤抨擊荀子“才高學陋，不見聖賢”。

從科學的角度看，墨子，慎到和荀子等無視權威，敢以創新，正是思想開放和科學的體現！這正是兩千多年來，儒家傳統所匱欠的環節。原來它是這樣被儒者所扼殺掉的！

黃老思想這些開放，科學和實事求是而且全面的思想內涵，正是成就文景和貞觀盛世的客觀因素。

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觀點類似，即使是李約瑟所看到的是黃老思想的碎片而已，他認為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會像某些根部已經腐爛掉的大樹。讓我們顯示一些李約瑟未必看到的被罷黜的內涵。

以下是墨子光學的實驗或說明：“原文是，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故景障內也。”

白話譯文是， 光線照人成映像，下面顯示的是人的高處，高處顯示的是人的下部。把足部下面的光線遮住，所以映像形成在高處。把頭部上面的光線遮住，所以映像形成在下面。這是障礙光線入室內所形成的效果。這就是針孔相機原理。

墨子還定義邏輯學的必須和充分條件，墨子是這麼說的：“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無之不必然”。

小故是必須條件，滿足必須條件，命題不一定成立，不滿足它則命題肯定不成立。滿足充分條件則命題肯定成立，不滿足它命題不一定成立。

下面是計然和范蠡的經濟學……“發揮土地資源，引導和獎勵農耕，還富於民，國家就富強。積極備戰，勝算就出現。物品的價值取決於供應和需求量。物以稀為貴，然而當數量增長，價值就下跌，直到不值錢。利用這個自然規律，在物資無需求而無價值時買進，在有價時賣出，不但可以盈利而且能穩定市場。

根據百姓的缺乏和盈餘，引導和協助他們進行生產，讓他們積累財富。幫助能人成就事業，他們的功業就是諸侯的功業。以刑法代替德政則權臣會陽奉陰違，忠臣反遭懲罰。於是臣子只會順從主上的心意，能人就不會出謀劃策。因此天子必須仁德無私，賞罰分明。

天下萬事萬物皆有利弊，且在持續變化，相互促進和制約。大量消滅蛇蛙則出現鼠患。所以說，順應自然規律則吉祥，否則就要遭殃。明君能知己之短，發揮己之長，遵以自然規律。

用一石二十的價格向百姓購糧，會傷害農民的積極性。用一石九十的價格賣糧給商人，會傷害傷害商人的動力。農民沒有積極性，農田就荒蕪。商人失去動力就不做買賣。所以糧食售價不宜高過八十，收購價不宜低過三十。這樣對農民和商人都有利。”

這是被儒生視為36計的孫子兵法……世俗都把《孫子兵法》的虛實篇理解為“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陰謀詭計，並把《孫子兵法》等同於《三十六計》。這謬誤必須給予指正！

虛實篇的核心概念是實力決定勝利的科學規律或平常心而已！我嘗試舉例說明。

《虛實篇》如此寫：“少則逃之，不若則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孫子直言，兵力虛弱則逃走或迴避，不然就會被俘虜。這就是李德和博古所缺乏的平常心！他們和國民黨打陣地戰，以卵擊石。如果在長征過程繼續由他們領導，必定被蔣介石所擒！

孫子還說：“進而不可御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強而避之，佚而勞之，出其不意 攻其不備。”

直譯是打得對手無法抵抗，是因為攻擊他虛弱的環節。撤退而敵人追不上，是因為速度比他快。對手強大就回避他，安逸則騷擾他，出現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攻擊他疏於防備之處。

紅軍游擊戰16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是啥？

第一句敵進我退，就是孫子兵的強而避之。

第二句敵駐我擾，就是佚而勞之。

後兩句敵疲我打和敵退我追，就是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衝其虛也。

孫子還說：“善戰者靜若處子 動若脫兔，其徐如林，其掠如火。”字面意思是用兵要像兔子和山火一樣快速。這使得速不可及和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成為可能。

仁義道德和仁政並非孔子所提出，並且仁義道德並非儒家思想的專利。

首先焦注前半個命題。《六韜》記載，文王問如何使天下歸心？太公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與天下人共享天下的利益，則得天下。獨佔天下之利益，則失天下。天有時分，地有財富，能與人共享就是仁愛。仁愛則天下歸順。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是德行。有德行則天下歸順。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就是道義，講道義則天下歸順。大凡人都惡死，樂生而好利，能創造利益就是有道，有道則天下歸順。”

文王問治國大事，太公說：“愛民而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民不失時務就獎勵，農不失時分就促成。省略刑罰而留生路，減輕稅賦就是賜予。少建宮殿樓臺則人民同樂，官吏清廉而不苛刻擾民則人民安樂。民失時務，農失時分就敗壞，無罪而刑罰者當誅，重加稅賦者罷免其權力。多建宮殿樓臺是消耗民力和禍害人民，官吏渾濁苛刻和擾民則引民憤。所以善於治國的，駕馭人民如父母疼愛孩子，如兄長關愛弟弟。看他們飢寒則為他們憂慮，見他們勞苦則為他們悲傷。賞罰如加在自己身上，稅賦如索取自己的財物，這就是愛民之道。”

姜太公難道不是在講仁義道德和仁政嗎？太公比孔子年長600歲，比周公旦大好幾十歲，所以提出仁義道德和仁政肯定是在他們之前。

在孔子前面，老子用“道德仁義禮智信”來系統論述道德的內涵。他乾脆就把代表作叫做《道德經》。管仲講“禮義廉恥”四維。姜太公講“仁義忠信勇謀”六守。

文王問六守，太公說：“仁義忠信勇謀叫做六守。富裕而看他不犯法，尊貴而看他不傲慢，委託任務而看他不推唐，執行任務而看他不隱瞞，危險而看他不恐慌，賦予重任而看他不手足無措。富裕而不犯法是仁愛，尊貴而不傲慢是道義，委託任務而不推唐是盡忠，執行任務而不隱瞞是誠信，危險而不恐慌是勇敢，賦予重任而不手足無措是有謀略。”

這到底和孔子的說法有多少差異呢？差異的是太公比孔子大五六百歲而已。我個人更崇敬孫子“進不求名，退不畏罪，為人是保”和墨子“摩頂放踵為天下”的大我精神。這才是大仁大義的體現，錢學森等50年代回國的科學家，以及以血肉長城在北韓戰場上把美國的八國聯軍，趕回三八線的志願軍戰士的民族血性。

摘錄自華夏哲學思想反思系列

我覺得要分開來看。文化方面，結束了先秦諸子百家的昌榮局面，後世中華民族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收到儒家文化的禁錮。政治經濟上，以文化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形成了國內統一的市場，這對中華民族政治經濟的發展是有巨大貢獻的。

促進了封建制度下的天下發展。晚期阻礙社會制度升級。也就是說，只適合農耕文明生產力的封建制度。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封建制度出局。被升級的生產關係取代。自然新的社會形態，“儒術”是無法相容的。與新的生產關係相匹配的是，社會進步以後的文明形態。

我個人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社會的倒退和專制，這樣獨專行為，只能利於封建統治者的統治，讓老百姓受苦受難、甚至反抗者將遭殺生之禍，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存舊的觀念，不是積極發展和進步的東西，是附和統治者的膏藥。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指西漢時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廢諸子博士官，設五經博士官這一史實，其本質是為安定鞏固國家政權所採用的治國學派的措施。這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案，有利於當時國家的政權鞏固，中央集權的加強，儒家思想對封建時代來講就是先進文化，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家”的建議確實有利於君權的鞏固，但也扼殺了人們的思想，他的主張也阻礙當時社會的發展。所以說在封建王朝儒家思想體系對於中央集權，維護封建的統治是有利的，同時也阻礙了當時的社會發展，是有利也有弊的，歷史總是在有漩渦的緩衝中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我覺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有兩面性的。是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阻礙了思想的發展不可一言概之。凡事都有利弊，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私心很重。

雖然獨尊儒術的弊端是這樣，但是有時候想想我們中中國人骨子裡叫做“氣節”的精神，受此影響頗深啊。這也是我們華夏文明能屹立不倒的原因吧，至少有相當的原因。

而在遙遠的西方，跟孔子同一時代的蘇格拉底。其後世弟子發展的各種哲學思想較之諸子百家之後的哲學流派就明顯是一個在走上坡一個在走下坡。由於東西方文化差異性，即使拿來比較也要客觀公正的說，西方的學者在學術鑽研上下的功夫多，他們沒有“學而優則仕”的概念。並不是說不想當官，而是目的性不一樣。

就這，依然讓孟子說春秋無義戰，這是相對而言的。而之後的戰國，利益直接被擺到了檯面上來說，戰事頻發動輒坑殺幾十萬降卒。

秦始皇用法家治理天下，之後，劉邦建立漢朝，用黃老之學管理國家。國家依然能夠得到妥善的管理，但是嘗過血腥味的貓，有朝一日是否會噬主誰也不知道。如果沒有尊儒教化萬民，晉朝的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就是曹操、司馬懿撤掉仁義道德之後的惡果！

我不喜歡董仲舒，我始終認為他在儒學上懂了手腳，跟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尊儒這事利弊都有，沒有發生的事情，不好說功過。

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背景

漢武帝初期，外有匈奴在北邊虎視眈眈，內有諸侯之亂，漢景帝時代就曾出現七國之亂，到了漢武帝時期，更是諸侯林立，成為威脅皇權的一大痼疾。

漢武帝問策治理天下之術，儒生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回答了漢武帝的提問，並得到重視。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由來。

大一統

面對國家分裂的危險，董仲舒認為，只有鞏固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權才能防止分裂割據的局面發生。

他從儒學經典《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統的依據，在“天人三策”中給出了闡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適合古今任何時代）。為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君權神授

為了加強皇權的需要，董仲舒採取了神化皇權的策略，提出“天子受命於天”，天授予治權就是天命，天子之所以成為天子是奉天承運。為統治者統治天下提出了合法化依據。正如他在《春秋繁露》中寫到，“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

在神化皇權的同時，董仲舒又提出天人感應學說，用天象示警，異災譴告，告訴君主應該受上天的約束，不能為所欲為，以此來規諫君主法天之德行，施行仁政，鞭策約束帝王的行為。《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董仲舒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三綱五常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闡明瞭這一觀點。“天為君而繁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與天。”此為三綱。其脫胎於孔孟學說的“五德”，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擇其要者改為三綱: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再將儒家主張的五種德行: 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成為古代歷代帝國的思想統治根基——三綱五常。並認為三綱五常可求於天，不能改變。主張“德主刑輔，重德遠刑”。

獨尊儒術

有了文化上的一統，就有了政治一統的根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意味著結束了各派學術思想平等競爭的局面，確立了儒學思想的正統地位，實現了政治統一，思想統一。

著名史學家顧頡剛說，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需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法的裁製。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誘引。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

設立太學

獨尊儒術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太學的設立。太學是國家培養政治管理人才的學校，它的設立同時帶動了民間積極向學的社會風氣，各地相繼設立了鄉學，推動了儒學的發展。這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教育領域的突出表現。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影響之深遠，怎麼形容都不為過，其中的大一統觀念和君權神授觀點，成為歷代君主的統治法寶，而被塗上神學色彩的三綱五常更成為了後世千年中華帝國的核心價值觀。（劃線語援引易中天著作《兩漢兩羅馬》）

正面影響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對國家的穩定，對中華民族的統一貢獻極其巨大。中國曆經兩千年發展，始終沒有經過長時間的分裂，制度性的崩潰，中國多民族能夠凝聚成為一個整體，都是與儒家思想長期統治中國文化界密不可分的。到宋朝，朱熹更是將三綱五常學說發展到極致，使之成為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維繫著社會和王朝的穩定。

設立太學，在學校裡傳授儒家經典，造就了一大批在中國歷史上以儒家思想作為根本理念的文人。這些文人通過讀書，參加考試，走上官場，成為文官。中國古代政壇存在著四種力量，文官、武官、外戚、宦官。相比於外戚宦官掌權時的官場黑暗，如明末，武官掌權容易出現的藩鎮割據，如唐末，歷史證明，中國不管哪個朝代，哪個皇帝在位時，只要是文官集團掌權，這個時代就會政治清明，社會安定。如北宋時期，一大批文官活躍在政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星光璀璨的一幕。這些文官從小讀儒家經傳，以仁義禮智信為價值觀，在成為各級政府部門的官員後，以自己的價值觀判斷是非曲直，向上諫言，管理治下，其後果必然是一種相對安穩清明的局面。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毫無疑問導致了文化專治，限制了其他學說的發展。春秋戰國時學術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不再出現。統治思想的單一化，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生活等方方面面。沒有了其他學說的爭鳴，使中國沒能發展出自己的哲學，沒能發展出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沒能發展出相對完備的法律，或者說中國古代就是人治社會，發展到後期，儒家思想已經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成為束縛人性自由的枷鎖。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歷代統治者所利用，在要推翻前朝政權時，往往打著“天人感應”的旗號，討伐其為政不仁，等到已經推翻了前朝統治者，自己坐上了皇位，需要穩定和發展，則不遺餘力推行“大一統”和“君權神授”思想，用以鞏固中央集權。因此中國古代史是一個朝代不斷更迭，歷史不斷輪迴的過程，每一個朝代跟之前朝代的發展脈絡都是大體相似的。而簡單的重複是不會帶來多少發展和進步的，這就是為什麼到大清帝國末年，突然驚覺中國已經落後了世界幾百年的原因。

肯定是阻礙社會發展，這不是科學只是為愚民，讓皇帝為尊。傳統上墨家重視工藝技術，有唯物精神。宋欽宗時金兵兵臨開封，宋人求神鬼反而幫助了金兵。英軍入侵廣州時，欽差大臣琦善相信汙物能壓邪，並實施，結果大敗，人是主要因素，林則徐打了勝仗被罷免的。其實漢朝的建立與封王，是制度的倒退，不如秦朝郡縣制，造成了中央政權能力不足，不能集中國家為量，因各地封王許可權大，利益受損時就造反（後晉朝也如此），內損太大。在這種情況下搞獨尊儒術（核心尊皇），早該扔進垃圾堆！

自從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至今己經二千五百多年，中國的社會愈加死水一潭，國力愈加衰弱，老百姓如同群羊一般受壓迫受奴疫，這就是用儒家的思想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與想象力創造力，中國再難出大思想家大哲學家發明家，只有按照孔孟之道守禮守法的順民，老百姓到是守規矩聽話了，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火種熄滅了。在春秋、秦及漢早期，是中國各家各派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自從獨尊儒術之後，萬馬齊喑，一花獨秀萬木疏，中華民族落後捱打的局面一直持續不斷，所以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中中國人被孔孟之道毒害太深，應該獨廢儒術，振興百家！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初衷，

是為了鞏固封建帝王的政權穩定，

是為了更好地統治老百姓。

客觀來講，在當時那個時代，是促進了社會發展的，

但是，從更長遠的歷史時間刻度來看，是阻礙了社會發展的。

這個問題應歷史觀來認識：一是在當時的歷史現實需要這樣做，只有這樣做才能確保政權的穩定。二是從中華數千年曆史發展來看，無論什麼人當權，無論如何發展，都必須遵循當時的歷史發展需要，超出歷史發展現狀的思想，意識都是要被歷史淘汰的。三是隨著人類的不斷解放，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更加要求我們要有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絕對不能拋開歷史發展階段來驗證任何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