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的《六國論》，針對六國久存而秦速亡的對比分析，突出強調了“士”的作用。蘇軾認為，六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養起來，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帶頭人了，國家就可以安定了。
蘇轍的《六國論》則是針對六國不免於滅亡的史實，指出他們相繼滅亡的原因是不能團結一致，共同抗戰，滅國是咎由自取。
古時的秦國最早也和其它戰國列強一樣，都是周武王滅商以後分封的諸侯，只不過當時遠不如其它諸侯的封地大，並且又西臨戎秋，立國條件非常惡劣，可以說危機感從分封之日起就一直伴隨在秦國國君身邊，以後秦國西滅戎秋，南並隴蜀，擴充國土，休養生息，變法圖強，致使國力大增，秦穆公更是做到了春秋五霸之首，只不過秦穆公其時稱霸僅僅是替天行道，代周朝討伐不義，攘諸侯以安王室，不曾想到要去問一問周朝九鼎有多重。
當時天下大勢，周朝已是積貧積弱，諸侯實力卻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問鼎中原統一中國之大事任誰也不敢去想更不用說去做了，只是由於在後來的漫長歲月中，中原諸侯之間或安於現狀不思發展，或因蠅頭小利兵戈相見，或淫穢奢侈之風盛行，最終導致各國國力漸弱積重難返，而此時天下人心思定，連年征戰百姓顛沛流離苦不堪言，都向往著能夠遠離戰爭，安居樂業。
而此時的秦國卻由於百年來的招賢納士輕徭薄賦，已是內有富足倉廩，外有勇將良相，秦國當時情狀：
一是人才濟濟，百餘年間，前有流落楚國雲楚被秦人用五張羊皮換回遂得名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後有被秦人追回而成為千古第一相的李斯，中有商鞅、張儀等可用之才，這些人都為秦國的強大提供了必需的智力支援。
二是軍力強盛，當時的秦國軍隊被稱做虎狼之師實不為過，據秦兵馬俑研究來看，秦軍排兵佈陣進退攻守井然有序，前有能連續射擊的三排勁弩手，後有手持兩米長槍能殺人於遠處的五排步兵，輔以戰車衝陷敵陣堪稱所向無敵，況且當時秦國的政策得力獎懲嚴厲，軍士殺敵原為奴隸的可以入籍為民，戰功卓著的可以迅速升遷並獲五金重獎，而臨陣動搖擅自退後者不但自己會被處，而且會禍及全家，以此軍隊對付已識書禮的中原諸強，實在是勢如破竹。
三是國力大增，由於秦國當時地處西南，蜀中漢中平原因為都江堰鄭國渠等水利工程的竣工並投入運營，已成為當時的富庶之地，再加上各國強國富民的政策，國力強盛便成為必然。
從歷史情況看，六國滅亡的原因並不是“賂秦”。六國的失敗，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舊，不重視改革，不能堅持“合縱”政策去對付秦國的“連橫”政策，被秦國遠交近攻的手段各個擊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力大增，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實力。加上戰國長期的戰亂，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統一，符合人們的願望。秦國統一中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本文的歷史背景應從兩個角度著眼：一是作者論述的六國滅亡那個歷史時期的情況，藉以瞭解作者立論的根據；二是作者所處的北宋時代的歷史狀況，藉以明確作者撰寫此文的針砭現實的意義及其寫作上的特點。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是七雄爭霸的時代。《六國論》中的“六國”，就是指戰國七雄中除秦國以外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個國家。秦國本來是個弱小落後的國家，經過商鞅變法的徹底改革，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強大起來；而原本強盛的六國卻因宗法勢力的強大，因循守舊，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衰落。秦強盛起來後，積極向東方發展，奪取六國的土地。六國也曾聯合起來對抗秦國，這就是所謂“合縱”。但他們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這種聯合並不鞏固。秦國採取“遠交近攻”的軍事戰略，韓、魏、楚三國都緊靠秦國，因此直接受到秦國的威脅和侵略，在秦國強大的軍事和外交攻勢下，紛紛割地求和，並最早被消滅，齊、燕、趙三國隨之相繼滅亡。六國滅亡，“非兵不利，戰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絕不僅僅是因為割地賂秦。蘇洵不從其他方面去論證，而抓住六國破滅“弊在賂秦”這一點來論證，是為其針砭現實服務的。
北宋建國以後，鑑於唐末藩鎮割據，五代軍人亂政，因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解除節度使的權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員到地方管理財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軍，將地方的政權、財權、軍權都收歸中央。為了防範武將軍權過重，嚴令將帥不得專兵，甚至外出作戰，也必須按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將官經常輪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致使軍隊沒有戰鬥力。這樣的措施雖然杜絕了軍閥擁兵作亂，但是也造成軍事上的衰頹。北宋建國後一百年間，北宋軍隊與契丹、西夏軍隊大小六十餘戰，敗多勝少。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和軍隊不斷擴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實行不限制兼併的政策，土地集中現象嚴重，社會矛盾尖銳。政治上的專制腐敗，軍事上的驕惰無能，帶來外交上的極端軟弱。到蘇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納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向西夏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三萬斤。這樣賄賂的結果，助長了契丹、西夏的氣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極大地損傷了國力，帶來了無窮的禍患。蘇洵正是針對這樣的現實撰寫《六國論》的。
蘇洵的《六國論》，針對六國久存而秦速亡的對比分析，突出強調了“士”的作用。蘇軾認為，六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養起來，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帶頭人了，國家就可以安定了。
蘇轍的《六國論》則是針對六國不免於滅亡的史實，指出他們相繼滅亡的原因是不能團結一致，共同抗戰，滅國是咎由自取。
古時的秦國最早也和其它戰國列強一樣，都是周武王滅商以後分封的諸侯，只不過當時遠不如其它諸侯的封地大，並且又西臨戎秋，立國條件非常惡劣，可以說危機感從分封之日起就一直伴隨在秦國國君身邊，以後秦國西滅戎秋，南並隴蜀，擴充國土，休養生息，變法圖強，致使國力大增，秦穆公更是做到了春秋五霸之首，只不過秦穆公其時稱霸僅僅是替天行道，代周朝討伐不義，攘諸侯以安王室，不曾想到要去問一問周朝九鼎有多重。
當時天下大勢，周朝已是積貧積弱，諸侯實力卻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問鼎中原統一中國之大事任誰也不敢去想更不用說去做了，只是由於在後來的漫長歲月中，中原諸侯之間或安於現狀不思發展，或因蠅頭小利兵戈相見，或淫穢奢侈之風盛行，最終導致各國國力漸弱積重難返，而此時天下人心思定，連年征戰百姓顛沛流離苦不堪言，都向往著能夠遠離戰爭，安居樂業。
而此時的秦國卻由於百年來的招賢納士輕徭薄賦，已是內有富足倉廩，外有勇將良相，秦國當時情狀：
一是人才濟濟，百餘年間，前有流落楚國雲楚被秦人用五張羊皮換回遂得名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後有被秦人追回而成為千古第一相的李斯，中有商鞅、張儀等可用之才，這些人都為秦國的強大提供了必需的智力支援。
二是軍力強盛，當時的秦國軍隊被稱做虎狼之師實不為過，據秦兵馬俑研究來看，秦軍排兵佈陣進退攻守井然有序，前有能連續射擊的三排勁弩手，後有手持兩米長槍能殺人於遠處的五排步兵，輔以戰車衝陷敵陣堪稱所向無敵，況且當時秦國的政策得力獎懲嚴厲，軍士殺敵原為奴隸的可以入籍為民，戰功卓著的可以迅速升遷並獲五金重獎，而臨陣動搖擅自退後者不但自己會被處，而且會禍及全家，以此軍隊對付已識書禮的中原諸強，實在是勢如破竹。
三是國力大增，由於秦國當時地處西南，蜀中漢中平原因為都江堰鄭國渠等水利工程的竣工並投入運營，已成為當時的富庶之地，再加上各國強國富民的政策，國力強盛便成為必然。
從歷史情況看，六國滅亡的原因並不是“賂秦”。六國的失敗，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舊，不重視改革，不能堅持“合縱”政策去對付秦國的“連橫”政策，被秦國遠交近攻的手段各個擊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力大增，具備了統一中國的實力。加上戰國長期的戰亂，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統一，符合人們的願望。秦國統一中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本文的歷史背景應從兩個角度著眼：一是作者論述的六國滅亡那個歷史時期的情況，藉以瞭解作者立論的根據；二是作者所處的北宋時代的歷史狀況，藉以明確作者撰寫此文的針砭現實的意義及其寫作上的特點。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是七雄爭霸的時代。《六國論》中的“六國”，就是指戰國七雄中除秦國以外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個國家。秦國本來是個弱小落後的國家，經過商鞅變法的徹底改革，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強大起來；而原本強盛的六國卻因宗法勢力的強大，因循守舊，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衰落。秦強盛起來後，積極向東方發展，奪取六國的土地。六國也曾聯合起來對抗秦國，這就是所謂“合縱”。但他們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這種聯合並不鞏固。秦國採取“遠交近攻”的軍事戰略，韓、魏、楚三國都緊靠秦國，因此直接受到秦國的威脅和侵略，在秦國強大的軍事和外交攻勢下，紛紛割地求和，並最早被消滅，齊、燕、趙三國隨之相繼滅亡。六國滅亡，“非兵不利，戰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絕不僅僅是因為割地賂秦。蘇洵不從其他方面去論證，而抓住六國破滅“弊在賂秦”這一點來論證，是為其針砭現實服務的。
北宋建國以後，鑑於唐末藩鎮割據，五代軍人亂政，因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解除節度使的權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員到地方管理財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軍，將地方的政權、財權、軍權都收歸中央。為了防範武將軍權過重，嚴令將帥不得專兵，甚至外出作戰，也必須按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將官經常輪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致使軍隊沒有戰鬥力。這樣的措施雖然杜絕了軍閥擁兵作亂，但是也造成軍事上的衰頹。北宋建國後一百年間，北宋軍隊與契丹、西夏軍隊大小六十餘戰，敗多勝少。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和軍隊不斷擴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實行不限制兼併的政策，土地集中現象嚴重，社會矛盾尖銳。政治上的專制腐敗，軍事上的驕惰無能，帶來外交上的極端軟弱。到蘇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納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向西夏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三萬斤。這樣賄賂的結果，助長了契丹、西夏的氣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極大地損傷了國力，帶來了無窮的禍患。蘇洵正是針對這樣的現實撰寫《六國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