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現在面臨的各方壓力確實是歷史上很少見的情況，不管是國內經濟的複雜程度、國際環境的壓力以及國內對於獨立性的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因為如此，美聯儲的內部分歧才如此之大，各理事發言對市場的影響也較為混亂。
（一）宏觀經濟方面
美國經濟面臨下行風險，這是我們最近經常能看見的分析結果。美國經濟確實在今年開始面臨了越來越嚴重的下行風險，這樣的增速放緩其實從2017年開始就已經出現了，特別是在本月，製造業pmi從2009年以來首次低於了50，意味著美國經濟增長週期已經在向下行週期轉變，提示了經濟風險。
但是直到現在，美國的經濟資料都還保持著堅韌，證明經濟雖然開始了下行，不過經濟仍然在慣性下保持著增長。那麼從美聯儲的一貫表現來看，現在並不是降息的時機，因為降息週期的開啟一般是在美國經濟出現明顯的下行拐點後進行的，目前還遠沒到這樣的拐點。
不過，市場預期卻不這麼看。pmi的下降就是一個佐證，另外還有3月－10年期國債利率的倒掛，這是衰退的強關聯前瞻性指標，意味著衰退就在不遠了。
更糟糕的是，長短期國債收益率的倒掛，還在威脅著銀行間利率的穩定，從而可能對金融系統進行衝擊，從這個角度來說，美聯儲必須透過降息來修復預期，改善利率倒掛問題。
（二）金融市場的風險矛盾
金融市場中，股市的問題不用再多說了，這方面美聯儲面臨的難題我在很多文章中有所提及：不降息，面臨的是美股市場的風險可能迅速爆發，提前危機的到來；但是降息，則可能繼續推升風險和泡沫，將危機到來時的衝擊繼續擴大。
但是另一方面，是否降息，也是關係到遠期美聯儲在穩定金融市場可能的危機時，是否有充足的彈藥儲備。
2008年的次貸危機後美聯儲將利率降低到0的水平後，持續以量化寬鬆的形式釋放了3輪量化寬鬆。充裕的流動性和幾乎沒有的成本，讓企業集中借貸發債，而這些債券，可能在2020年開始集中到期。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這無疑是重磅炸彈。美聯儲如果現在不降息，面對的是美股的壓力；但是如果降息維持美股市值，未來卻可能在債務危機的爆發下無息可降，這可能導致更為災難的後果。
也是美聯儲理事在降息問題上分歧的焦點所在。
國際外部環境對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壓力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寬鬆的貨幣環境；二是惡劣的經濟狀況，兩者互相矛盾。
（一）經濟情況
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情況其實弱於美國，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歐元區的問題，其實自從2008年次貸危機連線歐債危機爆發，歐洲的情況一直沒有復甦過來，所以通脹和增長保持持續的低迷和疲軟。而且到了2019年，歐洲的經濟下行速度非常明顯，對比美聯儲而言，歐央行的抉擇根本不需要那麼吃力。所以外部環境的衝擊已經影響到了美國經濟，無論是真實增長還是悲觀預期，都在壓迫美聯儲降息。
（二）寬鬆貨幣環境
但是在經濟低迷的同時，歐洲還維持著負利率的貨幣環境，因為歐洲通脹一直沒有起色，所以歐央行的貨幣寬鬆週期還沒有結束，結果新的經濟下行週期就已經到來了。結果歐洲龐大的流動性，已經壓制了美國長期國債的收益率，可以說現在美國長短期國債收益率的倒掛，有歐洲央行明顯的貢獻。所以雖然美聯儲之前在不斷的縮表和加息，但是流動性並沒有真正的收緊，大量的外來資產流入，讓資產價格遠高於實際價值，也是美聯儲不願意就此降息的根源。如果美聯儲降息，可以解決美元幣值所受到的壓力，也可以暫時解決國債收益率的倒掛問題，但是從其他經濟體流入的資金仍然會將美元資產視為避險資產，繼續擴大美國流動性。
國際市場的流動性氾濫和外部環境惡化，是美聯儲面臨的又一難題。
（一）直接壓力
特朗普對美聯儲直接的施壓大家都看得到，這主要是來自於特朗普對於競選的壓力，需要降息給予美股和經濟強力的支援。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能夠透過提名美聯儲的理事，來真實操縱美聯儲的決策傾向。然而，特朗普對於美聯儲的施壓，恰恰降低了美聯儲的政／策空間，因為過分降息會導致美聯儲失去獨立性的標籤，這樣對於未來的市場溝通非常不利。
（二）政／策壓力
特朗普正在與各主要國家進行貿易爭端，這是鮑威爾講話中多次提及的外部風險之一，也因此，加大了美聯儲降息的傾向性。但是美聯儲降息掩蓋貿易爭端對經濟造成的影響，還可能導致白宮無視真實風險，從而更加強硬，這成為了一個惡性迴圈，因此鮑威爾才強調這樣的風險，但現在看來收效甚微。
綜上，美聯儲在國際國內環境都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複雜壓力，這導致美聯儲政／策空間非常狹窄，難以決策；同時來自白宮的壓力讓美聯儲的處境更加艱難。
美聯儲現在面臨的各方壓力確實是歷史上很少見的情況，不管是國內經濟的複雜程度、國際環境的壓力以及國內對於獨立性的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因為如此，美聯儲的內部分歧才如此之大，各理事發言對市場的影響也較為混亂。
一、國內經濟形勢的複雜和矛盾（一）宏觀經濟方面
美國經濟面臨下行風險，這是我們最近經常能看見的分析結果。美國經濟確實在今年開始面臨了越來越嚴重的下行風險，這樣的增速放緩其實從2017年開始就已經出現了，特別是在本月，製造業pmi從2009年以來首次低於了50，意味著美國經濟增長週期已經在向下行週期轉變，提示了經濟風險。
但是直到現在，美國的經濟資料都還保持著堅韌，證明經濟雖然開始了下行，不過經濟仍然在慣性下保持著增長。那麼從美聯儲的一貫表現來看，現在並不是降息的時機，因為降息週期的開啟一般是在美國經濟出現明顯的下行拐點後進行的，目前還遠沒到這樣的拐點。
不過，市場預期卻不這麼看。pmi的下降就是一個佐證，另外還有3月－10年期國債利率的倒掛，這是衰退的強關聯前瞻性指標，意味著衰退就在不遠了。
更糟糕的是，長短期國債收益率的倒掛，還在威脅著銀行間利率的穩定，從而可能對金融系統進行衝擊，從這個角度來說，美聯儲必須透過降息來修復預期，改善利率倒掛問題。
（二）金融市場的風險矛盾
金融市場中，股市的問題不用再多說了，這方面美聯儲面臨的難題我在很多文章中有所提及：不降息，面臨的是美股市場的風險可能迅速爆發，提前危機的到來；但是降息，則可能繼續推升風險和泡沫，將危機到來時的衝擊繼續擴大。
但是另一方面，是否降息，也是關係到遠期美聯儲在穩定金融市場可能的危機時，是否有充足的彈藥儲備。
2008年的次貸危機後美聯儲將利率降低到0的水平後，持續以量化寬鬆的形式釋放了3輪量化寬鬆。充裕的流動性和幾乎沒有的成本，讓企業集中借貸發債，而這些債券，可能在2020年開始集中到期。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這無疑是重磅炸彈。美聯儲如果現在不降息，面對的是美股的壓力；但是如果降息維持美股市值，未來卻可能在債務危機的爆發下無息可降，這可能導致更為災難的後果。
也是美聯儲理事在降息問題上分歧的焦點所在。
二、國際環境的壓力國際外部環境對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壓力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寬鬆的貨幣環境；二是惡劣的經濟狀況，兩者互相矛盾。
（一）經濟情況
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情況其實弱於美國，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歐元區的問題，其實自從2008年次貸危機連線歐債危機爆發，歐洲的情況一直沒有復甦過來，所以通脹和增長保持持續的低迷和疲軟。而且到了2019年，歐洲的經濟下行速度非常明顯，對比美聯儲而言，歐央行的抉擇根本不需要那麼吃力。所以外部環境的衝擊已經影響到了美國經濟，無論是真實增長還是悲觀預期，都在壓迫美聯儲降息。
（二）寬鬆貨幣環境
但是在經濟低迷的同時，歐洲還維持著負利率的貨幣環境，因為歐洲通脹一直沒有起色，所以歐央行的貨幣寬鬆週期還沒有結束，結果新的經濟下行週期就已經到來了。結果歐洲龐大的流動性，已經壓制了美國長期國債的收益率，可以說現在美國長短期國債收益率的倒掛，有歐洲央行明顯的貢獻。所以雖然美聯儲之前在不斷的縮表和加息，但是流動性並沒有真正的收緊，大量的外來資產流入，讓資產價格遠高於實際價值，也是美聯儲不願意就此降息的根源。如果美聯儲降息，可以解決美元幣值所受到的壓力，也可以暫時解決國債收益率的倒掛問題，但是從其他經濟體流入的資金仍然會將美元資產視為避險資產，繼續擴大美國流動性。
國際市場的流動性氾濫和外部環境惡化，是美聯儲面臨的又一難題。
三、特朗普給予的壓力（一）直接壓力
特朗普對美聯儲直接的施壓大家都看得到，這主要是來自於特朗普對於競選的壓力，需要降息給予美股和經濟強力的支援。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能夠透過提名美聯儲的理事，來真實操縱美聯儲的決策傾向。然而，特朗普對於美聯儲的施壓，恰恰降低了美聯儲的政／策空間，因為過分降息會導致美聯儲失去獨立性的標籤，這樣對於未來的市場溝通非常不利。
（二）政／策壓力
特朗普正在與各主要國家進行貿易爭端，這是鮑威爾講話中多次提及的外部風險之一，也因此，加大了美聯儲降息的傾向性。但是美聯儲降息掩蓋貿易爭端對經濟造成的影響，還可能導致白宮無視真實風險，從而更加強硬，這成為了一個惡性迴圈，因此鮑威爾才強調這樣的風險，但現在看來收效甚微。
綜上，美聯儲在國際國內環境都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複雜壓力，這導致美聯儲政／策空間非常狹窄，難以決策；同時來自白宮的壓力讓美聯儲的處境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