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浩然正氣。這是古人，儒家對宇宙，對家國的認知與天人合一的嚮往。

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符合儒家的道德觀，符讀書人的天然正氣。

當然，要記得話語權問題——如果獨尊的不是儒術，而是墨家，可能伯夷叔齊就未必上榜了。

但儒家能上榜，它的合理性肯定要高於其他。

司馬遷為什麼把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放在最前面呢？

司馬遷在傳記中講的很清楚，他登上箕山，尋找許由的墓冢，結果沒有找到什麼碑文，關於他們的言辭，事蹟，也沒有發現典籍上的記載。可見，司馬遷的創作態度很謹慎，拿不準的東西，不敢輕易動筆。他倒是發現了伯夷叔齊的傳記。司馬遷非常崇拜孔子，他把孔子放進了帝王的行列，他認為是孔子傳承了周朝以前的文獻。他創作的原則是，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孔子，他認為，六藝上的內容是可信的，應根據孔子的態度去褒貶是非。孔子是肯定，讚賞伯夷，叔齊的。

其一，禮讓之風高千古。伯夷，叔齊，是一個小國家的白馬王子。他父親孤竹君想讓老三叔齊繼承王位，孤竹君死後，叔齊要把位子讓給老大伯夷，伯夷說，老爸是讓你乾的，嚇得逃了出去。叔齊一看，也跟著逃走了。華人只好推舉老二當國君。你看，隋朝，唐朝，為了爭奪皇位，多少兄弟相殘。這弟兄倆視功名如糞土，寧願放棄一個國家的榮華富貴，這種品行難道不珍貴嗎？

其二，力勸武王伐紂。這弟兄倆聽說周文王賢明，就去投靠他，一到地方，發現文王已卒，周武王正率領軍隊去討伐紂王，於是，攔在馬前勸諫，說，父親死了，不好好安葬，卻去動刀兵，這叫不孝，作為臣下，卻要去討伐天子，這叫做不仁義。左右要殺他們，姜太公阻止說，他們是有仁義的人，派人把他們扶下去了。商朝滅亡後，周朝統一天下，他們認為是恥辱，不吃周朝糧食，餓死在首陽山上。

我們現在看來，紂王無道，周朝一通天下，符合民意，而兩人以微弱之軀，去阻擋歷史潮流，豈不迂腐，荒謬。難道司馬遷看不到這一點嗎？

伯夷，叔齊，有自己的思想，他們認為是符合仁義的事，就努力去做，哪怕是放棄一國至尊的地位，那怕是面對死亡的威脅，他們也在所不惜。孔子曾說，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於是稀，他們不計前嫌，心中的怨恨就少了，他們求仁得仁，又有什麼怨恨呢？

司馬遷在寫兩人時，一定飽含辛酸的身世之感，滿堂文物大臣，只有他仗義直言，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說話，而身遭宮刑，遭受奇恥大辱，他的結局，不是和伯夷，叔齊一樣悲涼嗎？所以，司馬遷在傳中引用孔子的話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在寒冷得季節，才知道松柏的本性，在動亂的社會，才顯得伯夷，叔齊品行的重要性。

剝去他們身上的愚忠，我們應當看到他們的禮讓精神，他們敢於直麵人生的錚錚鐵骨。

司馬遷所以這樣作是為了張顯人間正氣正大光明核心價值觀。伯夷齊叔寧可餓死於深山野林，也不食武王送來的美味佳餚，錦衣玉食，是一種高尚情操忠君報國一臣不侍二主的偉大品德。

《史記》一字千金，帝王本紀，諸侯世家，人臣列傳，哪些人入哪種體例都是有講究的，自古史家風骨皆忠義，何況司馬遷閹而著之，都是因為心中“忠義”二字，所以伯夷叔齊不食周慄而亡放在最前的意思也就很明顯了：既是自古以來所提倡的“忠”字當頭，又是為後世史官例下表率。

把伯夷與叔齊放在最前並不是指：不食周粟之典故，而伯夷與叔齊在繼位上忠國忠君，孝梯為首，禮讓再三，做到了封建禮教中的極致。

司馬遷把伯夷叔齊放在其《史記》列傳的首位，是有著非常深入的考慮的。

史記中伯夷叔齊的故事大致內容是：商朝末期伯夷叔齊兩兄弟，為了堅守心中的道義，先後捨棄王位，逃出孤竹國。 在途徑周國的時候，伯夷和叔齊發現周武王姬發正要帶著父親的周文王姬昌的靈位，前去討伐商紂王。他們不畏強權，勇敢的走上前去叩馬而諫，試圖阻止周武王這種不孝不仁的行為。 周武王伐紂歸來後成了天下共主，伯夷叔齊兩兄弟恥食周粟，躲到了首陽山最終餓死了自己。

因此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伯夷叔齊是兩個悲情式的英雄人物，他們堅守自己的心中的理想與道德，即使放棄生命也不願意與世俗同流合汙。從這一點來看，這兩人是中國古代對於人長的最高的理想道德的要求。可以說伯夷，叔齊是為人臣的典範。而這也是司馬遷所推崇的他心中的最高的理想。

其次呢，伯夷叔齊捨棄王位逃出孤竹國，又有著中國古代社會禪讓的影子。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於上古時期王位禪讓的這種清明的政治制度的嚮往。 而司馬遷之所以把伯夷叔齊放在第一篇，主要是因為他們得到了孔子的稱讚，在民間有了廣泛的傳播。《伯夷叔齊》列傳有一句話說的非常直白：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因此基於以上幾點原因，伯夷叔齊被司馬遷列為《史記》列傳的第一列。而這種做法也是集中的表現了司馬遷的個人的理想與政治情懷。

而夷齊“兄弟讓國，扣馬諫伐，恥食周粟，餓死首陽”仁哲大義，是歷代中華仁人志士、誠信禮讓、忠於祖國、抱節守志、清正廉明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