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時受命出使大秦的甘英為何半途而返？

出使動因

漢朝時受命出使大秦的甘英，這種行為任然是經濟因素。馬克思說過：經濟因素是歷史發展的動因。

作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團隊的一員，其魄力可見一斑。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就出於貿易因素。所以說，甘英前行的真正目的是出於商業目的，安息人設法阻斷中國和羅馬帝國之間的直接來往，以便壟斷絲路貿易的豐厚利潤。

第二個原因就是為了徹底消滅匈奴。與匈奴的博弈，歷經千年。為了根除這個隱患，年愈60歲的班超，殫精竭慮。經營西域幾十年，得出的經驗之一就是聯合大秦，徹底消除兇的隱患。這也是後來所證明的，班超死後，匈奴捲土重來，重新霸佔西域，與漢朝對抗。

受阻分析

1、經濟因素：

安息為了轉運絲綢貿易，不願東漢與大秦直接交往，所以甘英抵達今天的伊拉克，準備渡海西行時，安息極言波斯灣之險惡，勸說甘英放棄西行。

大秦王也很希望與漢朝通好，也因安息人從中作梗而未能及時如願。

2、個人因素：

康有為認為甘英是被安息船員嚇唬住了，說甘英是因為膽小才放棄的。康有為的觀點是：

“甘英愚懦，辜負班超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亙數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則甘英之大罪也!”

無論觀點是否偏頗，個人因素不可忽視。也有人用文學化的語言寫到：

甘英從龜茲出發，一路西去，終於來到了安息的西界，前面是蔚藍色的大海。遺憾的是，看慣沙漠、戈壁土色的眼睛，害怕蔚藍。站在蒼茫的大海邊，家鄉被人梳理過的田野裡的嫩綠與南山的青黛就越熊誘人。奠名的恐怖與憂慮一陣陣襲來。甘英決定回去。

3、歷史根源

近代以前，中國封建王朝自以為“天朝”，萬物豐饒，不存在與外國交往的需求，根本沒有與外族發展長期經濟、政治交往的慾望和動機。

如果成功抵達大秦，會有多大影響？

基本觀點

1、對歷史做假設，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很難對歷史做推演。

2、東西方文明總會發生碰撞，甘英未實現漢朝的歷史使命，讓無數華人感到遺憾。但歷史就是那樣，不會因為我們不喜歡就不存在。我們不能指責甘英們，已經歷經千辛萬苦，九死一生，達到波斯灣，已經是勝利了。

3、前人未竟的事業，需要我們後人去開創。今天的“一帶一路”，不正彌補了甘英之缺憾嗎？

東漢甘英受班超委派出使大秦(羅馬)史書記載的非常簡略。甘英一行人半途而返根據史書記載就是因為安息商人為其指出的去大秦的路途非常艱難——海路順利三個月，不順利可能要兩年，於是“英聞之乃止”。但這可能只是最表面的原因，我們深入分析一下：

首先，不可否認安息商人為甘英一行指出的這條路有故意誤導，讓他們知難而退的因素在裡面。畢竟商人是以逐利為目的，如果真讓大漢與大秦直接建交拋棄他們這個“中間商”，其利益損失是巨大的。所以安息商人是不缺乏故意誤導欺騙甘英一行的動機的。

其次，甘英一行人內部的問題可能也是甘英半途而返的重要因素。甘英一行從國內西行一直抵達波斯灣附近，這其中的艱辛和危險不是我們可以想象的。不用說當時簡陋的裝備條件，即使到了現在這一旅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團隊內部分歧必然也隨著旅程的進行越來越深。而安息國附近的“西海”(波斯灣?)應該就是分歧無法調和的“臨界點”。此時大家可能已經沒有精力和慾望繼續前進下去了，再加上當地商人的故意誤導估計西行團隊就更加絕望了。

再次，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與甘英西行的最初目的有關。甘英西行出使大秦的目的除了經濟因素外更重要也更直接的應該是政治因素——即聯合大秦圍剿匈奴。匈奴一直是古代中國北部的不穩定因素，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威脅非常之大。這從漢武帝不惜舉全國之力對匈奴大舉用兵就可看出匈奴對當時的朝廷威脅有多大。而班超派甘英尋找大秦的根本目的也是聯合其共同封殺匈奴。

但是從甘英當時西行到半路的結果來看大秦的位置離大漢實在是太遠了，聯合其共同對付匈奴根本不現實，所以甘英覺得也就沒有繼續在走下去的必要了。試想甘英當時如果覺得聯合大秦這樣的操作可行性非常大的話是絕不會因為商人幾句話就受到矇騙的——他完全可以在當地百姓和其它商人之間仔細考證繼續西行大秦的可行性。這對古代的遠行使者和商人而言是最基本的調研操作，已經成功走出國民如此之遠的甘英絕不會犯這種低階錯誤。

因此甘英說是“半途而返”其實也算是完成了其西行的使命。儘管他們實際上沒有抵達大秦，但是西部各國的基本情況也算是都進行了解了，這對東漢處理對外關係抵禦匈奴進一步入侵無疑是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的。而如果甘英當時真的抵達了大秦無疑會極大的促進當時的貿易繁榮和文化交流。但是因為地理位置和距離上極其遙遠，加上當時人們旅行裝備極其簡陋，以及旅行途中的各種不確定性等等……這些因素客觀上決定了這種交流必然是極其不穩定的，也是長久不了的。而從後續的歷史事實中我們也看到班超死後匈奴捲土重來，又打斷了形成的絲綢之路。這也從一方面說明了這種與西方交流的途徑的脆弱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