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佔有重要的地位。愛民為民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循吏身上得到了鮮明體現。古代循吏雖然不在了，但是政聲留在了民間，成為人們傳頌的物件。
敬民之心
南宋名臣范成大不僅在詩詞方面頗有建樹，在從政為民方面也政績卓然。淳熙元年十月，他被任命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深受宋孝宗重託，他決心以“既來萬里，敢計一身”的精神治理好西南屏障。 在蜀期間，范成大的敬民之略得以施行：“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賦斂，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范成大來到蜀地後，看到蜀民賦稅沉重，於是他提倡免除酒課。蜀地的酒課是南宋時期以對金作戰為由而徵收的雜稅。蜀民承擔了繁重的酒課任務，生活苦不堪言。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上奏朝廷，希望朝廷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逐年廢除蜀地的酒課，得到了宋孝宗的批准。蜀民得知這一訊息，非常高興，修建道場，以表感恩之情。 蜀地的和糴政策施行成為蜀人身上的又一沉重負擔。和糴本意在於百姓將手中物資上繳給官府，官府給付其錢，百姓和官府之間形成一種約定性契約。然而在實踐過程中，官府經常壓低價格，強行徵收百姓手中物資；官倉中的物資卻被豪族巧取豪奪，當地百姓苦不堪言。范成大瞭解了和糴政策的弊端，向宋孝宗作了報告，經過范成大的努力，和糴政策被永久性廢除，減輕了蜀人的負擔。 范成大由於敬民而親民，因親民而採取了惠民之策，得到了蜀人的愛戴。他離開蜀地的時候，蜀人從成都合江亭將其送到青神中巖寺，仍不忍離別。范成大在其詩中也記錄了這一時刻：“明朝真是送人行，從此關山隔故情。道義不磨雙鯉在，蜀江流水貫吳城。”在他離開蜀地後，宋孝宗向他轉告蜀人對他的思念：“蜀民思卿如慈親。”
為民之心
清前期名臣王騭在順治十二年中進士，當時他已經43歲。走上仕途後，他為民效力，政績卓越，受到康熙的讚許。康熙二十四年，王騭因政績卓越被轉任到直隸當官。當時，工部責定四川供給朝廷2663根楠木，用來修建太和殿。王騭在蜀地為官5年，深知蜀道艱險，運輸不易，且蜀地剛經戰亂，民生凋敝。身在直隸的他當即決定為民請命，向康熙陳辭。 在陳辭中，王騭陳說用蜀地木材會遭遇兩難。一難在於伐木難，蜀民跋山涉水、深入陡坡，砍伐樹木，實屬艱難。二難在於運輸難，從山林中將木材運到船上，經過激流險灘和彎曲河溪，才能運出山區，比之平原更難。如果要求蜀民砍伐木材加上運輸之費，不僅影響蜀民自身農業生產，而且週期太長，也影響太和殿工程建設。 康熙看了他的陳說之後，感同身受地說：“蜀中屢遭兵燹，百姓民不聊生，朕非常痛心，豈能再增加他們的困苦。”康熙於是放棄了從四川取楠木的想法，轉而從塞外想辦法。蜀民由此得福，對王騭非常感激，作《松威治績略》來讚揚他的功績，併為他繪製圖像，為後人傳頌。 此後，王騭又赴任江西巡撫，在江西，他依然秉持一顆為民心，清正廉潔，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出了業績。之後又任戶部尚書，在任上，他為民理財，一絲不苟，清介如故，得到了康熙的認可：“凡事實心辦理，操守清廉。”
愛民之心
鄭板橋是深具愛民之心的典範。他在知天命的年紀出任河南範縣縣令。範縣歷來貧窮落後，鄭板橋來到縣衙時，看到的是東倒西斜的破草屋，“廨破牆仍缺”。破陋的環境、艱苦的條件沒有阻礙他的決心和信心。他著意改善民生，最終作出了“清河得意”的政績。在範縣幹了4年後，鄭板橋被調到山東濰縣當縣令。雖然濰縣經濟較好，但是當時遭遇旱澇等自然災害，受災面積較大，持續時間較長，加之當地官員沒有據實上報，地方豪族乘機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致使百姓民不聊生，當地外出逃荒的人絡繹不絕。 鄭板橋在他上任濰縣後寫的第一首詩《逃荒行》，即再現了當時濰縣百姓度日如年的慘狀：“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鄭板橋採取了“三步”法。第一步，帶頭捐款，賑濟貧困。自己帶頭捐出俸祿，作出示範效應，以緩災情。第二步，上報災情。當時山東官場存在瞞報災情現象，鄭板橋打破常規，據實上報，雖遭到上級官員的打壓，最終還是輾轉將災情上報給了朝廷，得到乾隆的支援，為朝廷查問督辦災害提供了依據。第三步，開倉賑貸。清代朝廷在各縣設有糧倉，歸國家專管，用於救災。如果用此糧倉，必須執行嚴格的申報請示制度，因為申報請示時間較長，很多災民等不到開倉時間，就已經成為餓殍了。鄭板橋當機立斷，“不俟申報，即出倉以貸”。在鄭板橋的努力下，濰縣百姓度過了災荒。 鄭板橋出身於社會底層，進入仕途後，又長期接觸底層人民的艱辛生活，加之受儒家思想影響，他由此形成了濃厚的民本情結。他寫道：“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為什麼農夫是“第一等人”呢？因為農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鄭板橋經常拿出薪俸來捐助貧困百姓，還勸誡家人也要對百姓多加尊重。 鄭板橋的詩歌中也常常關注民情。在《田家四時苦樂歌》中描繪農夫的生活：“夜月荷鋤村犬吠，晨星叱犢山沉霧。到五更驚起事荒雞，田家苦。”在《濰縣竹枝詞》中，他描述了被豪族兼併土地的農夫不幸的命運：“繞郭良田萬頃賒，大都歸併富豪家。可憐北海窮荒地，半簍鹽挑又被拿。”他對百姓的牽掛無處不在詩歌中流露。
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佔有重要的地位。愛民為民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循吏身上得到了鮮明體現。古代循吏雖然不在了，但是政聲留在了民間，成為人們傳頌的物件。
敬民之心
南宋名臣范成大不僅在詩詞方面頗有建樹，在從政為民方面也政績卓然。淳熙元年十月，他被任命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深受宋孝宗重託，他決心以“既來萬里，敢計一身”的精神治理好西南屏障。 在蜀期間，范成大的敬民之略得以施行：“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賦斂，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范成大來到蜀地後，看到蜀民賦稅沉重，於是他提倡免除酒課。蜀地的酒課是南宋時期以對金作戰為由而徵收的雜稅。蜀民承擔了繁重的酒課任務，生活苦不堪言。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上奏朝廷，希望朝廷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逐年廢除蜀地的酒課，得到了宋孝宗的批准。蜀民得知這一訊息，非常高興，修建道場，以表感恩之情。 蜀地的和糴政策施行成為蜀人身上的又一沉重負擔。和糴本意在於百姓將手中物資上繳給官府，官府給付其錢，百姓和官府之間形成一種約定性契約。然而在實踐過程中，官府經常壓低價格，強行徵收百姓手中物資；官倉中的物資卻被豪族巧取豪奪，當地百姓苦不堪言。范成大瞭解了和糴政策的弊端，向宋孝宗作了報告，經過范成大的努力，和糴政策被永久性廢除，減輕了蜀人的負擔。 范成大由於敬民而親民，因親民而採取了惠民之策，得到了蜀人的愛戴。他離開蜀地的時候，蜀人從成都合江亭將其送到青神中巖寺，仍不忍離別。范成大在其詩中也記錄了這一時刻：“明朝真是送人行，從此關山隔故情。道義不磨雙鯉在，蜀江流水貫吳城。”在他離開蜀地後，宋孝宗向他轉告蜀人對他的思念：“蜀民思卿如慈親。”
為民之心
清前期名臣王騭在順治十二年中進士，當時他已經43歲。走上仕途後，他為民效力，政績卓越，受到康熙的讚許。康熙二十四年，王騭因政績卓越被轉任到直隸當官。當時，工部責定四川供給朝廷2663根楠木，用來修建太和殿。王騭在蜀地為官5年，深知蜀道艱險，運輸不易，且蜀地剛經戰亂，民生凋敝。身在直隸的他當即決定為民請命，向康熙陳辭。 在陳辭中，王騭陳說用蜀地木材會遭遇兩難。一難在於伐木難，蜀民跋山涉水、深入陡坡，砍伐樹木，實屬艱難。二難在於運輸難，從山林中將木材運到船上，經過激流險灘和彎曲河溪，才能運出山區，比之平原更難。如果要求蜀民砍伐木材加上運輸之費，不僅影響蜀民自身農業生產，而且週期太長，也影響太和殿工程建設。 康熙看了他的陳說之後，感同身受地說：“蜀中屢遭兵燹，百姓民不聊生，朕非常痛心，豈能再增加他們的困苦。”康熙於是放棄了從四川取楠木的想法，轉而從塞外想辦法。蜀民由此得福，對王騭非常感激，作《松威治績略》來讚揚他的功績，併為他繪製圖像，為後人傳頌。 此後，王騭又赴任江西巡撫，在江西，他依然秉持一顆為民心，清正廉潔，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出了業績。之後又任戶部尚書，在任上，他為民理財，一絲不苟，清介如故，得到了康熙的認可：“凡事實心辦理，操守清廉。”
愛民之心
鄭板橋是深具愛民之心的典範。他在知天命的年紀出任河南範縣縣令。範縣歷來貧窮落後，鄭板橋來到縣衙時，看到的是東倒西斜的破草屋，“廨破牆仍缺”。破陋的環境、艱苦的條件沒有阻礙他的決心和信心。他著意改善民生，最終作出了“清河得意”的政績。在範縣幹了4年後，鄭板橋被調到山東濰縣當縣令。雖然濰縣經濟較好，但是當時遭遇旱澇等自然災害，受災面積較大，持續時間較長，加之當地官員沒有據實上報，地方豪族乘機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致使百姓民不聊生，當地外出逃荒的人絡繹不絕。 鄭板橋在他上任濰縣後寫的第一首詩《逃荒行》，即再現了當時濰縣百姓度日如年的慘狀：“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鄭板橋採取了“三步”法。第一步，帶頭捐款，賑濟貧困。自己帶頭捐出俸祿，作出示範效應，以緩災情。第二步，上報災情。當時山東官場存在瞞報災情現象，鄭板橋打破常規，據實上報，雖遭到上級官員的打壓，最終還是輾轉將災情上報給了朝廷，得到乾隆的支援，為朝廷查問督辦災害提供了依據。第三步，開倉賑貸。清代朝廷在各縣設有糧倉，歸國家專管，用於救災。如果用此糧倉，必須執行嚴格的申報請示制度，因為申報請示時間較長，很多災民等不到開倉時間，就已經成為餓殍了。鄭板橋當機立斷，“不俟申報，即出倉以貸”。在鄭板橋的努力下，濰縣百姓度過了災荒。 鄭板橋出身於社會底層，進入仕途後，又長期接觸底層人民的艱辛生活，加之受儒家思想影響，他由此形成了濃厚的民本情結。他寫道：“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為什麼農夫是“第一等人”呢？因為農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鄭板橋經常拿出薪俸來捐助貧困百姓，還勸誡家人也要對百姓多加尊重。 鄭板橋的詩歌中也常常關注民情。在《田家四時苦樂歌》中描繪農夫的生活：“夜月荷鋤村犬吠，晨星叱犢山沉霧。到五更驚起事荒雞，田家苦。”在《濰縣竹枝詞》中，他描述了被豪族兼併土地的農夫不幸的命運：“繞郭良田萬頃賒，大都歸併富豪家。可憐北海窮荒地，半簍鹽挑又被拿。”他對百姓的牽掛無處不在詩歌中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