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發英武正氣
很小的時候，宗璞就開始背誦詩詞。父親馮友蘭會給她選一些詩，每天早晨背上書包在母親床前背了再去上學。宗璞還讀了很多兒童讀物，她讀過《格林童話》《愛麗斯漫遊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俠五義》《隋唐》《小五義》《水滸》《蕩寇志》，她也都讀了。宗璞甚至還看了不少成人讀物，八九歲時就讀了《紅樓夢》，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聲。
童年的閱讀，尤其是詩詞對宗璞的影響是巨大的。1944年，15歲的宗璞就寫了一篇關於滇池月光的散文並在刊物上發表。此後，她開始嘗試創作小說。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說《A．K．C．》發表在《大公報》上，她從此走上文學創作道路。
1957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紅豆》。小說描寫女大學生江玫和銀行間少爺齊虹之間的愛情悲劇，突現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對青年愛情觀的人文關懷。這為宗璞贏得了聲譽，也帶來了麻煩。《紅豆》被打上“毒草”的標籤，她無奈擱筆，直到“文革”結束後，才陸續寫了《弦上的夢》《三生石》《我是誰？》等作品。
宗璞的許多中短篇小說和散文都寫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寫到很多知識分子被批鬥、被迫自殺，對這些人的遭遇，宗璞無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堅強的，——她不僅在被批鬥和羞辱的巨大痛苦裡，選擇了堅強地“活下去”，而且還對那個時代發出了尖銳的質疑：“而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號下進行的。這世界，以後還不知怎樣地荒謬，怎樣地滅絕人性！”這就啟發和促使我們要在更深的層面去反思那一段歷史。
有一部作品，對於宗璞來說，這就是她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七七事變”後，一大批教授、學者在戰火硝煙中跋山涉水，把西南邊陲造就成為儲存中華民族文化命脈的“聖地”。宗璞隨父親馮友蘭南遷，就讀西南聯大附屬中學。當時西南聯大畢業學生從軍者有800餘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學生的愛國行動，認為“如果不寫上這一筆，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戰役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一次重要戰役，十分輝煌，長時間被埋沒，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審查，流離失所，翻譯官被懷疑是特務，他們徽章上的號碼被說成是特務編號。“把這段歷史從塵封中磨洗出來”被宗璞視作自己的責任。小說包括《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四卷。從20世紀50年代起，宗璞開始動筆，如今60多年過去，前三卷已陸續出版。其中，《東藏記》獲得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一方面，宗璞透過規模恢宏的小說敘事來寫抗日戰爭，寫我們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熱情謳歌中國知識分子毀家紓難，先公後私的愛國情懷。這樣一部作品，沒有出現在充滿豪情的男兒筆下，倒是宗璞寫出來了，令人驚歎。作家王蒙曾評價《野葫蘆引》：“噴發著一種英武，一種凜然正氣，一種與病弱之軀成為對比的強大與開闊。”
在文壇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護中國文學真火的旗幟。近30年，她在病中筆耕不輟，以至真至純的文學結晶為時代立言。從寫《東藏記》開始，宗璞的視網膜脫落，頭暈頻頻發作，半邊身子麻痺，只能在助手的幫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寫完。《南渡記》寫完，父親去世了；《東藏記》寫完，先生去世了。經歷了更多死別，又經歷了一些大事件，對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對小說結局的設計也更現實，更富於悲劇色彩。宗璞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她“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
宗璞最大的困難是寫戰爭。她經歷過戰爭的災難，卻沒有親身打過仗。她害怕憑藉材料只會寫成一般的報道。困惑之餘，書中澹臺瑋、孟靈己年輕的身影給予宗璞極大的啟發。用人物統領材料，將材料化解，再摶、再煉、再調和，就會產生新東西。宗璞誠心誠意地烘托書中人物，用書中人物的喜怒哀樂燭照全書，一切就會活起來了。
噴發英武正氣
很小的時候，宗璞就開始背誦詩詞。父親馮友蘭會給她選一些詩，每天早晨背上書包在母親床前背了再去上學。宗璞還讀了很多兒童讀物，她讀過《格林童話》《愛麗斯漫遊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俠五義》《隋唐》《小五義》《水滸》《蕩寇志》，她也都讀了。宗璞甚至還看了不少成人讀物，八九歲時就讀了《紅樓夢》，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聲。
童年的閱讀，尤其是詩詞對宗璞的影響是巨大的。1944年，15歲的宗璞就寫了一篇關於滇池月光的散文並在刊物上發表。此後，她開始嘗試創作小說。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說《A．K．C．》發表在《大公報》上，她從此走上文學創作道路。
1957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紅豆》。小說描寫女大學生江玫和銀行間少爺齊虹之間的愛情悲劇，突現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對青年愛情觀的人文關懷。這為宗璞贏得了聲譽，也帶來了麻煩。《紅豆》被打上“毒草”的標籤，她無奈擱筆，直到“文革”結束後，才陸續寫了《弦上的夢》《三生石》《我是誰？》等作品。
宗璞的許多中短篇小說和散文都寫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寫到很多知識分子被批鬥、被迫自殺，對這些人的遭遇，宗璞無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堅強的，——她不僅在被批鬥和羞辱的巨大痛苦裡，選擇了堅強地“活下去”，而且還對那個時代發出了尖銳的質疑：“而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號下進行的。這世界，以後還不知怎樣地荒謬，怎樣地滅絕人性！”這就啟發和促使我們要在更深的層面去反思那一段歷史。
有一部作品，對於宗璞來說，這就是她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七七事變”後，一大批教授、學者在戰火硝煙中跋山涉水，把西南邊陲造就成為儲存中華民族文化命脈的“聖地”。宗璞隨父親馮友蘭南遷，就讀西南聯大附屬中學。當時西南聯大畢業學生從軍者有800餘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學生的愛國行動，認為“如果不寫上這一筆，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戰役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一次重要戰役，十分輝煌，長時間被埋沒，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審查，流離失所，翻譯官被懷疑是特務，他們徽章上的號碼被說成是特務編號。“把這段歷史從塵封中磨洗出來”被宗璞視作自己的責任。小說包括《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四卷。從20世紀50年代起，宗璞開始動筆，如今60多年過去，前三卷已陸續出版。其中，《東藏記》獲得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一方面，宗璞透過規模恢宏的小說敘事來寫抗日戰爭，寫我們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熱情謳歌中國知識分子毀家紓難，先公後私的愛國情懷。這樣一部作品，沒有出現在充滿豪情的男兒筆下，倒是宗璞寫出來了，令人驚歎。作家王蒙曾評價《野葫蘆引》：“噴發著一種英武，一種凜然正氣，一種與病弱之軀成為對比的強大與開闊。”
在文壇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護中國文學真火的旗幟。近30年，她在病中筆耕不輟，以至真至純的文學結晶為時代立言。從寫《東藏記》開始，宗璞的視網膜脫落，頭暈頻頻發作，半邊身子麻痺，只能在助手的幫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寫完。《南渡記》寫完，父親去世了；《東藏記》寫完，先生去世了。經歷了更多死別，又經歷了一些大事件，對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對小說結局的設計也更現實，更富於悲劇色彩。宗璞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她“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
宗璞最大的困難是寫戰爭。她經歷過戰爭的災難，卻沒有親身打過仗。她害怕憑藉材料只會寫成一般的報道。困惑之餘，書中澹臺瑋、孟靈己年輕的身影給予宗璞極大的啟發。用人物統領材料，將材料化解，再摶、再煉、再調和，就會產生新東西。宗璞誠心誠意地烘托書中人物，用書中人物的喜怒哀樂燭照全書，一切就會活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