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毓賢的所作所為來看，他似乎應該被歸入到酷吏的行列中去。執法嚴酷、視人命如草芥是酷吏的典型特徵。不可否認，酷吏當中也有不畏權貴，敢於殺戮，致力於維護君王統治秩序的有膽魄之人，但這只是特例。在皇權一家獨大，法律體系、監督體制形同虛設的時代，酷吏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看君主臉色行事－－法律的公正，民眾的福祉在酷吏看來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雖然毓賢死後家無餘財－－這似乎能說明他不是一個貪官，但“不貪”並不是衡量好官的唯一標準。毓賢在清末飄搖的政局、混亂而複雜的局勢當中，左衝右突、大刀闊斧，很是有一番作為；但是他不問青紅皂白，多行殺戮的處事手段被很多人批評，而且他的努力並沒有改善甚至惡化了清政府的外交關係和國內局勢。

既然是這樣，還能指望人們對他有多愛戴呢？

晚晴小說家劉鶚在談及清官現象時，曾不無感慨地說道：“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見《老殘遊記》）。

劉鶚以上言論，是在見識到以“清官”自詡的毓賢、剛毅所犯暴行後所發的感慨，不失為公允。清官說話辦事但憑著一股所謂的“正氣”，而絕少去考慮是非曲直、權變通達，由此所造成的惡，有時比一般的貪官汙吏還深。這種危害甚深的“清官”在歷史上絕不在少數，遠自西漢景帝時期的中尉郅都，在近代則有歷任山東、山西兩省巡撫的毓賢。那麼，這個毓賢到底有多惡呢？他最終的結局如何？

毓賢是內務府漢軍正黃旗人，捐監生出身，以捐納同知府的身份被委派到山東，在苦熬十年後（1889年），才得到署理曹州知府的職位，此時的他已經47歲，仕途不是一般的蹉跎、坎坷。毓賢居官任事並無他能，唯一值得稱許之處便是清廉，在各地任職數十載從不肯貪汙一分銀錢，而這也成為他藉以傲人的資本。

毓賢年近半百才獲得署理知府的職位，常常抱有時不我待的心態，很想盡快在政壇上建功立業，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唯有采取非常手段不可。所以等到毓賢甫一就任，便以“治盜”為名義，大量捕殺有“盜賊”嫌疑之人，試圖以此來肅清境內，創造政績。

毓賢在任四年間，以屠殺、虐待百姓為能事，由此獲得“屠伯”的綽號。毓賢為逼迫嫌疑人招供，往往對他們施用酷刑，名目有“打杖條”、“打板子”、“軋槓子”、“跑鐵鏈子”、“跪鐵蒺藜”、“站鐵鏊”、“氣蛤蟆”等等，但最令人髮指的則是“站木籠”。

“站木籠”又稱立枷，木籠上端是枷，卡住嫌犯的脖子，使其懸在半空，逼仄的籠中則佈滿鐵釘，然後在犯人腳下墊上幾塊磚，似踏非踏。嫌犯在籠中少有動彈，便會被鐵釘刺的鮮血淋漓，此時又會抽去若干磚塊，讓犯人活生生地懸在半空，最終在歷盡鐵釘刺身的苦楚後，被活活吊死。毓賢為懲罰嫌犯，特地在府衙前設定12個大木籠，每天都有人慘死在裡面，景象之殘忍令人髮指。

毓賢在曹州在任期間，曾創下3個月殺掉2000餘人的記錄，卻也獲得“善治盜”的名聲（“光緒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盜，不憚斬戮。”見《清史稿•列傳第二百二十五》），得到上司的青睞，其仕途由此也變得日漸順利。1895年，毓賢升授山東兗沂曹濟道，次年又補山東按察使，奉命鎮壓曹縣、單縣大刀會起義，同樣也是流血滿地、枕骸遍野。

當然毓賢的惡不止於此，他給中國帶來最深重的禍患，莫過於在山東巡撫任上招撫拳民，將他們組建成“義和團”，到處燒教堂、殺教士，開“庚子拳亂”的源頭。不僅如此，毓賢還鼓動慈禧太后及王公大臣，將“義和團”引入直隸、北京、天津等地，圍攻使館，肆意捕殺洋人及教民，由此導致八國聯軍侵華事件的發生，危害巨深。

毓賢改任山西巡撫後，依然不改其本性，唆使拳民燒教堂、殺教民，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毓賢在任數月時間，便在全省殺害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燬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成績”斐然。甚至毓賢在巡撫衙門前，還曾親手殺害過若干名傳教士及幼童，罪行令人髮指。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將毓賢列為排外仇教的“罪首”，要求清廷嚴懲。1900年9月，毓賢被革職發配新疆，次年2月被清廷下令在蘭州處斬，就此結束其禍國殃民一生。毓賢雖死，然其一條賤命怎換的回萬千無辜遇害同胞的性命？怎換的回賠償給列強的四億五千萬兩白花花的銀兩？愛國賊之害國，從來如斯，所以李鴻章在彌留之際痛罵毓賢誤國不止，正是因此。

據說毓賢死後，山西百姓因感激於他的清正廉潔，從不貪汙一分銀錢的“清白史”，竟然還特地為他建立祠堂，時時供奉，毫不憐惜死在這個“屠伯”刀下的萬千冤魂。最終還是清政府勒令拆除這些祠堂，斷了後世以毓賢為榜樣的念想。

世界觀與方法論，毓賢的世界觀是忠於朝廷，洋人對華都是不懷好意的，老百姓不嚴管重壓就會匪化。所以他在曹州當知府就開始用殘忍的方式蹂躪百姓，殘忍是他的方法論。從知府一路升任山東巡撫，他幹了件大事，招撫了義和拳為義和團，目的牽制膠州的洋人。這件事後他調到山西了，但後患導致了庚子國變，辛丑國辱。他只是個州縣酷吏還不足為患，但牧守一方就是這後果。有幾個人不算禍國也夠誤國了。

此人太殘忍，其心如畜生一般，在山東用站樁殘酷殺人，在山西，採用各種卑鄙的手段殺死婦孺，造成極壞的國際影響，難怪李鴻章說“毓賢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