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與出版社有哪些矛盾？我不是作家，但是可以講一個著名作家：魯迅，他曾經和出版社的一個小插曲。

據說之前作家按字數結算稿費，但是標點符號是不計入字數的，魯迅對出版社的這個模式非常不滿，於是有一次寫了文章之後，通篇都沒有一個標點符號，這下出版社的編輯就蒙了，問魯迅為何沒有標點符號。

魯迅說，你們只付了我文字的錢，所以就只有文字給你們，想要標點符號，得付符號的錢。

於是後來，作家的稿費，計數就包含了文字和符號，這個規矩的形成看來得感謝魯迅先生。

國內外的作家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相差很大。我主要說一下國內作家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

第一、版稅之爭。

國內的出版社分為兩種，一種是正規出版社，一種是文化公司，在市場經濟情況下，很多作家合作的出版社其實都是文化公司，雙方都是為了經濟利益在進行合作。

那麼經濟利益最大的爭執就是版稅之爭，或者稿費之爭。

雙方在最初談判的時候，會反覆為出版的首印價格進行協商調整。

而在圖書銷量好的情況下，出版社會選擇加印，很多出版社或者文化公司可能會選擇瞞報加印的印數，可以少付或者不付作家加印的稿費。

第二、內容之爭。

作者的內容在出版社會經過三審三校，這個過程中，編輯會對內容進行修改編排，有的時候，因為政策、民族等問題，或者編輯個人水平問題，會對作者的內容進行大量的改動，作者面對這種情況通常是不滿的。如果作者與編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什麼問題，作者很可能最終會不認可出版社對自己內容的修改。

我記得馬伯庸的《三國機密》出版的過程中，就曾經發布微博，說不認可出版社對自己小說內容的修訂，所以該出版社的作品與自己無關。

其他還有很多，比如出版社為了爭取名家資源，在爭奪戰中會使出各種手段，為名家提供各種優惠條件，但在之後的實施中未必能夠一一落實，這都是問題。

以上。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賈平凹的最新長篇小說《山本》，竟然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在2018年4月份兩家同時出版的。注意！不是在封面上打兩家出版社，而是各出各的！

我當時看著奇怪，問了一個跟賈平凹熟悉的哥們兒。他說：確實是這樣，《山本》炙手可熱，作家社和人文社都搶著出，賈平凹誰都不得罪，竟然來了個兩家同時出的主意；《收穫》雜誌是全文刊登；《人民文學》雜誌只撈上登了篇後記！

這就是所謂客大欺店。賈平凹的稿子，誰拿到誰就是財源滾滾。咱們都聽說過20世紀90年代時北京出版社出版賈平凹的《廢都》，賺的錢蓋了一棟家屬樓的事。你可以想象，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都是文學界特牛逼的主兒，哪位作家能在其中一家出版一本書，那都是在文學界特來面兒的事兒，如今，兩家為了爭搶賈平凹的書稿，不惜讓步到兩家同時出，而不強調獨家，你想那會是多麼的卑躬屈膝，多麼的沒面兒！

這就是作家與出版社博弈的結果。

當然，也不是所有事兒上作家都佔上風，有時候作家也得委曲求全。比如，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是一片叫好聲，但是參加1995年的茅盾文學獎時卻不順利，有人提出裡面政治鬥爭描寫可能會讓人產生誤會，另外直露的性描寫有點多，需要刪改後才能參評。陳忠實本來不同意，責任編輯反覆做工作，陳忠實才同意修改，最終刪去了兩三千字，推出了所謂“修訂本”，才獲得了1997年12月7日揭曉的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可是這個修訂本有人看嗎？它只為獲獎而出版，後來就被人們拋棄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後來出版的《白鹿原》都強調是1993年版的“全本”，而非刪節本。這種為獲獎而閹割作品的事兒後幾屆中沒有出現過。

這些年隨著一些知名作家的版稅水漲船高，作家與出版社的博弈的戲越來越多。可以看這兩年的三個例子，大概能看到其中的利益糾葛:

1，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幾乎成為了出版社眼中最肥的肉，無論是在經濟利益還是社會效益上，各大文學出版社都準備不惜重金要拿到他的作品。之前莫言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上海譯文出版社，而諾獎之後據說浙江文藝話費三千萬簽下了莫言全集的出版權。去年，時隔莫言得諾獎五年之後，他有一系列作品出版，當然各家文學雜誌也是緊盯，最終包括《人民文學》《十月》等著名的文學雜誌分別刊登了莫言不同的作品。

2，去年劉震雲新的長篇小說《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出版，隨著劉震雲這些年的作品有較好的市場銷量和口碑，這部新長篇出版前肯定是各大文學出版社都在爭取出版的可能性，最終是長江文藝拿到出版權。在新書首發式上，劉震雲親口說長江文藝的起印是90萬冊，這個數量的首印數在傳統作家圈還是一個極高的數字，在目前的圖書市場幾乎是不可能賣到的一個數字。

3，就是最近人民文學和作家出版社分別出版賈平凹的新長篇《山本》，前者出的是精裝版，後者則是平裝出版，同一作品兩種版本在不同出版社同時出版的現象很少見。可以想象作家在背後進行了多大的平衡出版社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工作。這與賈平凹的文學地位有關，也與賈平凹這兩年一些被包裝的超級暢銷作品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