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有一個聖庫制度和為教民打抱不平的特點，這些很吸引廣大窮苦農民。另外此時期的清廷統治腐敗不堪、民怨四起，為太平軍起義提供了良好的群眾基礎。起義一旦揭竿而起便猶如干柴烈火，氣勢不可阻擋

從金田起義到永安建國、又到定都天京(南京)。這其間是太平天國起義的前期，也是以洪秀權為核心的領導集團抓任了清末勞苦大眾(教民)的心理。同幹苦共患難，沒有脫離群眾。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人民戰爭所以才所向披糜、獲得成功。但定都天京後，領導集團內部就權和利所內訌。縱觀太平天國的歷史定都天京是分水嶺。前一段是上升期，後一段是沒落期。

1851年1月11日（清文宗咸豐元年），“天王”洪秀全糾集拜上帝會會眾二萬餘人在廣西金田村發動起義，由此揭開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序幕。在短短五年間，起義軍席捲中國南部，依次攻克武昌、九江、安慶等重要城市，並最終定都江南重鎮江寧（後改名為天京）。太平天國運動由此控制東南財賦地，成為晚清政府面臨的最嚴重的內患。這就不禁使人驚訝，太平軍在前期何以發展如此迅猛？

外媒繪製太平天國士兵戰鬥畫面

筆者認為天平軍之所以能夠崛起，首先在於無地流民（或破產農民）的增加。這一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經濟危機”的結果：得益於康雍乾三朝的和平與繁榮，帝國轄境內的人口出現了指數級的增長；而與此同時，中國大部分地區社會結構並沒有大的改進，耕地面積也並未有明顯增長，從而在經濟層面上出現了“內卷化”傾向；這一差異導致了人均耕地面積的急劇下降，這又同時意味著農民負擔的日益加重，從而使得部分難以維持生計的農民出售土地成為佃戶或流民。另一方面，四五十年代橫貫全國的自然災害（如1849年的廣西省饑荒、長江沿岸四省的水災等）進一步助長了流民的增加與民怨的堆積。在傳統熟人社會中的農民因受到家族倫理和鄉村“習慣法”的約束，是不易出現過激行為的；而一旦農民成為流動漂泊的無業人口，便自然成為傳統社會的某種不穩定因素，同時也易成為太平天國運動的人員來源。

其次，長期以來鴉片的輸入使得中國的白銀大量流出，銅銀比價亦隨之改變。而鴉片戰爭以中國的戰敗告終，其所訂立的《南京條約》奠定了中國部分地區的開放格局，而未對鴉片貿易做限制性規定；這場因鴉片而起的戰爭實際上給予了鴉片貿易以某種合法性，從而使得鴉片輸入在四五十年代出現了大幅度增長，導致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而沿海地區自然經濟隨著洋貨的湧入而受到打擊，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不滿情緒。這些受到負面影響的人易成為太平軍的來源。

天王洪秀全像

再者，清政府防備不力為天平軍前期的迅猛發展創造了較好的外部條件。清王朝賴以建立的八旗軍在清中期已基本腐化，以至於難以平定三藩之亂；而康熙時期為平定叛亂立下汗馬功勞的綠營軍至清末業已喪失鬥志，並在白蓮教民變中被進一步削弱。繼綠營軍成為清政府仰仗物件的團練則具有明顯的地方性、地域性，同時亦有民團加入太平軍，反而壯大了太平軍的勢力。

拜上帝教的宗教儀式

此外，太平軍打出的“拜上帝教”旗幟亦對太平軍前期的發展有所助益。拜上帝教的宗教屬性，首先得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大量皈依基督教的部分客家人的支援；與此同時，拜上帝教是中國化了的基督教，其被改造過的內容（如上帝附體、天王崇拜等）與中國民間宗教的一些特點相似、其崇尚的“人間天國”與中國傳統的“大同社會”偶合，使得太平軍容易被普通百姓所接受；而宗教組織所具有的嚴密的控制性（組織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對太平軍的迅猛發展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參考文獻：

徐濤，《太平天國運動分期論》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蔡宏俊，《人口過剩：太平天國戰爭爆發的潛在原因》

羅旭華，《略論太平天國起義首先在金田爆發的原因》

個人簡介：朱恩傑，西北大學歷史學院2015級本科生。曾任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本科生學術刊物《史林新苗》主編，主持籌辦多屆西安史學新潮論壇；主持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專案“寶雞申新公司史探與保護開發研究”；並有多篇文章在《魅力中國》等省級刊物及學校內部交流刊物上發表。

沖天大將軍黃巢赴長安應試屢試不第，憤而寫下《詠菊詩》立下造反大願，好歹也考到天子腳下了，而洪秀全也落第，不過是到廣州考秀才落第，23歲第二次落第時，百無聊賴，走到大街上收到一本派發的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勸世良言》，苦讀之後到處傳教，也開始了人生新徵程。

清朝自康雍乾後便開始走下坡路，貪腐盛行，吏治日壞，土地兼併嚴重，官逼民反。乾隆末年已有王倫臨清之亂，湘桂苗變，川楚教匪等亂事，至嘉慶年間才平定，王朝本身已走入更替週期，至英法等國用堅船利炮轟開國門後，更變得中不中，西不西，不倫不類。

在此基礎下，1850年，洪秀全與失業五位農民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在廣西召集各地拜上帝會一萬多人匯聚金田，假託天父天兄造託，利用各族的對立情緒，用“天厭滿清”、“朱明再興”等口號結合宗教熱情，又與廣東三合會等反清組織聯合，1851年1月在金田誓師起義，迅速得到東南各地響應，反清隊伍越滾越大，第三年攻克金陵。

定都後，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和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等率領二萬餘人由浦口出發北伐，一路勢如破竹挺進到天津，直到1855年年中，多路清軍合圍才把這支孤軍撲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