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學一是全國長期分裂。從漢末大亂到三國鼎立，而後由西晉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為時不過二、三十年，接著又是連年混戰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統一。在中國歷史上，這是分裂時間最長的時代。二是政權更迭頻繁。整個魏晉南北朝，除了東晉和北魏存在的時間超過一百年外，其餘的王朝壽命都不長。南方的宋、齊、梁、陳四代，最長的宋立國約六十年，最短的齊才二十多年。三是社會動亂。在這一時期，由於國家分裂，政權不穩定，各種力量為了奪取統治權或擴大統治範 圍，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同時並立的政權之間總不免互相征伐，新舊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透過戰爭實現的。即使沒戰爭，統治集團中的權力之爭同樣充滿著殺氣。在不斷髮生的社會動亂中，不但普通民眾蒙受了巨大的災難，許多上層人士也難免殺身之禍。四是民族矛盾尖銳。自漢魏以來，中國西部和北部的少數民族開始大量向內地遷移。他們受到漢族統治力量的深重壓迫。到了西晉後期，發生宗室爭奪皇權的“八王之亂”，這些少數民族的首領紛紛趁機而起，並把漢族政權趕到了南方。在他們統治的北方地區，反過來又對漢族民眾進行了殘酷壓迫。而南方漢族政權的北伐、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南征，也時起伏。 漢代末年在察舉制度下，士族中已經流行著鄉黨評議的風氣，如許劭與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此外，郭太也以關於鑑人而名聞天下。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後，人物品評的風氣更加興盛。（魏）劉卲（或作“劭”、“邵”）的《人物誌》總結了鑑察人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重視人的材質，形成才性之學。（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的《識鑑》、《賞譽》、《品藻》、《容止》等門，記載了許多品評人物的生動事例。
人物品評在漢末多帶有預言成敗的意味，偏重在識鑑人才、拔擢俊彥，所以品評的重點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晉以後的人物品評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在預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評議外，增加了許多審美的成分，為已經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語言、比喻象徵的手法加以品題。如《世說新語》中的這些品題：“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賞譽》）“王戎雲：‘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賞譽》）“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品藻》）“有人嘆王恭形茂者，雲：‘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說新語》中品題人物常見的審美概念有：清、神、朗、率、達、雅、通、簡、真、暢、俊、曠、遠、高、深、虛、逸、超等，其中最常見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風、玉樹、玉山、雲中白鶴、龍躍雲津、鳳鳴朝陽。人物審美的興盛，對文藝審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學審美範疇來自人物審美，如“風骨”、“骨氣”、“風神”、“清虛”、“清通”、“高遠”、“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劃分，也直接影響著文藝批評，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古畫品錄》，就是明證。
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建立了完整的體系。《文心雕龍》共50篇，包括總論5篇，文體論20篇，創作論19篇，批評論5篇，最後一篇《序志》是全書的自序。它的內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貢獻在以下兩個方面：一、論述了文學發展的外部原因和內部規律。關於外部原因，它認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將文學的變化與社會的風俗、政治的興衰聯絡起來。關於內部規律，它總結為“通”和“變”（《通變》），也就是繼承和創新兩方面的 互動作用。劉勰在《明詩》等篇中論述了一些文體在歷代的演變過程，《才略》則評論了歷代的作家，這些論述已成為後人研究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二、總結了許多寶貴的文學創作經驗，揭示了創作活動的奧秘，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作論。關於創作論，陸機在《文賦》裡就有深入的探討了，特別是對馳騁想象，捕捉形象，發揮獨創性，以達到“意稱於物”這個過程，描述得相當精彩。在《文心雕龍》中創作論這一部分是全書精粹，書中有許多精闢的概括，如“神思”、“體性”、“風骨”、“定勢”、“情采”、“隱秀”等，涉及形象思維、藝術想象、藝術風格、藝術構思等許多重要的問題，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總集的編輯是文體辨析的自然結果。蕭統的《文選》是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李善注《文選》六十卷，選錄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樂府三首和《古詩十九首》，共七百餘篇。此書的編排方法是先將文體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等37大類，然後在一些大類之下再按題材分為若干小類，如賦又分為“京都”等許多小類。其中詩佔了將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類中數量最多的。從蕭統所選詩歌可以看出，他帶有較大的寬容性，他選詩最多的三位詩人是：陸機52首、謝靈運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不一定是最優秀的。在標舉第一流的詩人這方面，蕭統的眼光並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視的優秀詩人（如陶淵明、鮑照）這方面，他卻有極高的眼光。陶淵明入選8首，鮑照入選18首，他們在《文選》中得到這樣高的地位，說明蕭統是一位很有文學眼光的選家。《文選》自唐代以來贏得文人的廣泛重視，並逐漸形成“文選學”，它在文學史和文獻學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視的。
南北朝文學一是全國長期分裂。從漢末大亂到三國鼎立，而後由西晉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為時不過二、三十年，接著又是連年混戰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統一。在中國歷史上，這是分裂時間最長的時代。二是政權更迭頻繁。整個魏晉南北朝，除了東晉和北魏存在的時間超過一百年外，其餘的王朝壽命都不長。南方的宋、齊、梁、陳四代，最長的宋立國約六十年，最短的齊才二十多年。三是社會動亂。在這一時期，由於國家分裂，政權不穩定，各種力量為了奪取統治權或擴大統治範 圍，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同時並立的政權之間總不免互相征伐，新舊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透過戰爭實現的。即使沒戰爭，統治集團中的權力之爭同樣充滿著殺氣。在不斷髮生的社會動亂中，不但普通民眾蒙受了巨大的災難，許多上層人士也難免殺身之禍。四是民族矛盾尖銳。自漢魏以來，中國西部和北部的少數民族開始大量向內地遷移。他們受到漢族統治力量的深重壓迫。到了西晉後期，發生宗室爭奪皇權的“八王之亂”，這些少數民族的首領紛紛趁機而起，並把漢族政權趕到了南方。在他們統治的北方地區，反過來又對漢族民眾進行了殘酷壓迫。而南方漢族政權的北伐、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南征，也時起伏。 漢代末年在察舉制度下，士族中已經流行著鄉黨評議的風氣，如許劭與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此外，郭太也以關於鑑人而名聞天下。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後，人物品評的風氣更加興盛。（魏）劉卲（或作“劭”、“邵”）的《人物誌》總結了鑑察人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重視人的材質，形成才性之學。（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的《識鑑》、《賞譽》、《品藻》、《容止》等門，記載了許多品評人物的生動事例。
人物品評在漢末多帶有預言成敗的意味，偏重在識鑑人才、拔擢俊彥，所以品評的重點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晉以後的人物品評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在預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評議外，增加了許多審美的成分，為已經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語言、比喻象徵的手法加以品題。如《世說新語》中的這些品題：“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賞譽》）“王戎雲：‘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賞譽》）“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品藻》）“有人嘆王恭形茂者，雲：‘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說新語》中品題人物常見的審美概念有：清、神、朗、率、達、雅、通、簡、真、暢、俊、曠、遠、高、深、虛、逸、超等，其中最常見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風、玉樹、玉山、雲中白鶴、龍躍雲津、鳳鳴朝陽。人物審美的興盛，對文藝審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學審美範疇來自人物審美，如“風骨”、“骨氣”、“風神”、“清虛”、“清通”、“高遠”、“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劃分，也直接影響著文藝批評，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古畫品錄》，就是明證。
劉勰《文心雕龍》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建立了完整的體系。《文心雕龍》共50篇，包括總論5篇，文體論20篇，創作論19篇，批評論5篇，最後一篇《序志》是全書的自序。它的內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貢獻在以下兩個方面：一、論述了文學發展的外部原因和內部規律。關於外部原因，它認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將文學的變化與社會的風俗、政治的興衰聯絡起來。關於內部規律，它總結為“通”和“變”（《通變》），也就是繼承和創新兩方面的 互動作用。劉勰在《明詩》等篇中論述了一些文體在歷代的演變過程，《才略》則評論了歷代的作家，這些論述已成為後人研究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二、總結了許多寶貴的文學創作經驗，揭示了創作活動的奧秘，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作論。關於創作論，陸機在《文賦》裡就有深入的探討了，特別是對馳騁想象，捕捉形象，發揮獨創性，以達到“意稱於物”這個過程，描述得相當精彩。在《文心雕龍》中創作論這一部分是全書精粹，書中有許多精闢的概括，如“神思”、“體性”、“風骨”、“定勢”、“情采”、“隱秀”等，涉及形象思維、藝術想象、藝術風格、藝術構思等許多重要的問題，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總集的編輯是文體辨析的自然結果。蕭統的《文選》是現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李善注《文選》六十卷，選錄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樂府三首和《古詩十九首》，共七百餘篇。此書的編排方法是先將文體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等37大類，然後在一些大類之下再按題材分為若干小類，如賦又分為“京都”等許多小類。其中詩佔了將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類中數量最多的。從蕭統所選詩歌可以看出，他帶有較大的寬容性，他選詩最多的三位詩人是：陸機52首、謝靈運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他們不一定是最優秀的。在標舉第一流的詩人這方面，蕭統的眼光並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視的優秀詩人（如陶淵明、鮑照）這方面，他卻有極高的眼光。陶淵明入選8首，鮑照入選18首，他們在《文選》中得到這樣高的地位，說明蕭統是一位很有文學眼光的選家。《文選》自唐代以來贏得文人的廣泛重視，並逐漸形成“文選學”，它在文學史和文獻學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