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今河南睢縣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曾任蘇州府推官、巡城御史、左通政、兵部尚書等職。

普遍認為，袁可立是最被低估的明朝人，作為明末著名抗清將領，後世給他戴了一頂“後金粉碎機”的桂冠。

圖 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

滿人最怕的兩位明朝人，一位是孫承宗，一位就是袁可立，而他們兩位，都曾做過天啟皇帝的老師。

而在明人眼裡，袁可立首先是不阿權貴、敢於為民請命的剛正之士，還是小小七品推官的時候，就直言上諫，竟然扳倒了四品大員。

作為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元老，無論是為人還是為官，袁可立都可以說是無可挑剔，是明代後期的著名清官和抗金名臣。

據《蘇州府志·名宦祠》，袁可立的大名，與白居易、司馬光、文天祥、于成龍、林則徐等人，並立於蘇州名宦祠。

有幸在此祠佔得一席之地的，除了袁可立，沒有第二個明朝人！

而他為後金首領所切齒痛恨，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可不僅僅因為他明末遼東三袁（另外兩袁為袁崇煥和袁應泰，後人稱三袁為“武三袁”）之一的名頭，而是因為在抗清過程中，袁可立實實在在地讓他們吃盡了苦頭。

圖 明末遼東形勢圖

尤其是當遼陽和瀋陽相繼被後金佔領，整個遼西落入敵手，遼東也岌岌可危，天啟皇帝感到“彈壓登萊非公不可”，於是“以節鉞授公”，派他去收拾爛攤子，令他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徵東軍務期間，他親自訓練出一支五萬多人的精兵，擁有戰船四千多艘，這支戰鬥力鶴立雞群的水師陸戰隊，多次打敗後金軍，收復了不少失地，於天啟三年一舉奪回金州後，又相繼收復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使遼南數百里土地重新回到明朝懷抱。

當年十月，袁可立又令大將張盤設伏，又大敗後金軍，收復復州和永寧，後金“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明熹宗實錄》如此評價：“設鎮以來自未有此捷也”，後金“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里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所餘者酉虜千人而已”。

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使袁可立當之無愧地成為登萊十四任巡撫中最有作為的一任。

像釘子一樣插在後金後方的東江鎮，就是袁可立開創的。

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極大地牽制、削弱了後金對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之後，袁可立又採取步步為營的方式，向前推進海上防禦，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做夢都想向西發展，卻被袁可立建立的海上長城搞得寸步難行，只能像個烏龜那樣就地蜷縮，一蜷縮就是好多年。

圖 袁可立是十四任登萊巡撫中唯一入祀登州府名宦祠的

而當時的形勢極其複雜，既有“白蓮妖人”徐鴻儒“猖獗於西”，又有毛文龍“跋扈於北”，高麗也不讓人省心，“徵調繁興所在驚惶”，若無袁可立的“籌劃鎮定”，是不可能“民得安堵”的，不亂成一鍋粥，就算燒了高香了。

實際上，讓後金吃過大虧的，不僅僅是袁可立一人，後金人尤其是其首領，為什麼偏偏對他恨之入骨呢？原來，袁可立成功策反了努爾哈赤女婿劉愛塔。

劉愛塔原名劉興祚，本為漢人，因膽識過人深受努爾哈赤喜愛，不但招其為女婿，還把他的名字改為劉愛塔。

愛塔者，愛他也，努爾哈赤對劉興祚的喜愛，由此可見一斑，並委以重任，命他鎮守金、復二州，距明朝軍事重鎮登州僅一水之隔。

劉愛塔是萬曆四十七年努爾哈赤佔領開原後，與興治、興沛、興基、興賢四兄弟被迫投降後金的，但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從被迫降金的那天起，無時無刻不想回歸大明，並在給袁可立的密信中表示“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

而劉愛塔之所以與袁可立聯絡，是因為他認為只有袁可立能完成他這個心願。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招降努爾哈赤女婿，不但前線將領反對，不少朝臣也持反對態度，尤其是總兵沈有容，不但不相信劉愛塔的誠意，甚至還主張殺掉他派來的使者，只有袁可立力排眾議，以一個大戰略家的眼光，苦口婆心給大家做思想工作，才使大明沒有失去這個寶貴的機會。

圖 袁可立加兵部尚書

當然了，袁可立也做好了兩手準備，好在劉愛塔沒有忽悠他，幾經周折，終於重回大明懷抱。

據史料記載，為了重回大明，劉愛塔還故意與妻子大吵了一架，然後分居，滿城風雨之後，又於一個晚上從後金人中找來一個和自己相像的人，把他灌醉，換上自己的衣服，縱火焚燒。

當後金人相信他已自焚，劉愛塔趁機溜之大吉，他的迴歸之路，終於走完了最後一步。

而努爾哈赤女婿被策反，使後金人倍感屈辱，成了金人一塊“無法癒合的歷史硬傷”，自然對促成這個硬傷的袁可立恨之入骨，採取一切手段進行報復，甚至想把他的名字從歷史中抹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文：沙塵暴

明金交戰以來，袁可立收復遼南三衛大面積疆土，其交戰和駐防區面積比關寧的遼西走廊狹長地帶約大10倍，袁可立是改變明金戰爭版圖面積最大的一任傑出將領，是善戰敢戰推進到敵佔區內主動出擊叫戰的軍事家。在任期間，後金蜷伏不敢動，三年不能跨越遼西一步。袁可立去職後，張盤死柳河敗，後金再度大舉入明，至此明國再無完甌。

袁可立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實，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有傲骨，無傲氣，與媚顏，不折服於封建官場的黑暗權威，權勢，忠君，憂國，安民，是晚明時期少有的清官廉吏，幹練之才和軍事戰略家，可以稱為封建時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時也是一個刑法高手，多次治理冤獄。是晚明時期明軍統帥中罕見的能收復失地，並且能鞏固防線的傑出軍事家，曾被譽為後金粉碎機。

小編認為，袁可立最值得讚譽，稱道的方面:“他不僅是先進的海域戰略思想家，更是近海防禦的實戰家，繼承了戚繼光“水師先習陸戰之法”，可以稱之為“海軍陸戰隊”的鼻祖。如在收復金州和旅順後，開闢了遼東的第二戰場，使登萊，旅順，皮島，寬靉等地連成一線，把後金封鎖在陸地疆域，無法在海防線上威脅到明王朝的國防安全，形成了一道明王朝海上長城的軍事屏障，解除了後金對山東半島的軍事威脅，令明王朝的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鞏固。並且加重了後金佔領區內糧食和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

注重思想教育安撫工作，擅長策反敵軍將領工作，使之策反將領無一復叛，忠心耿耿效忠明王朝，最後戰死報國。如，袁可立到任登州巡撫的第二年，就策反了努爾哈赤的姻親，被後金擄走18年的總兵劉愛塔。此舉不但嚴重的瓦解打擊了後金的軍心與民心，更使劉愛塔一心報效國家，並最終戰死疆場。天啟三年，審時度勢，處置得到，在談笑揮手間，平息了以遼將張爾心，副將李性忠為首，即將發生的登萊水師遼兵譁變事件，足以證明無愧於軍事戰略家的稱謂。因此而遭致清朝忌恨，並被封殺，可見其出色的軍事才能對後金政權造成的掣肘與恐慌和恐懼性的軍事打擊能力。

小編始終認為，袁崇煥是一個戰術級的統帥，過於注重陸域的防禦思想，而疏忽了海域的防禦戰略思想，特別是擅權殺了毛文龍之後，瓦解了袁可立在遼東開闢的第二戰場，解除了後金政權的後顧之憂，使其能集中全部的力量從陸域戰場全力攻擊明王朝，致使後金政權有能力突破喜峰口防線，大肆血洗京師和劫掠山東，袁崇煥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崇煥殺毛文龍之後，並沒有能力來解決毛部，雖然對毛部投入了比殺毛文龍之前更多的軍費，卻依然沒能阻止毛部的登萊兵變，致使登萊防務徹底的土崩瓦解，袁可立和袁崇煥戰略家與戰術家的軍事能力與戰略眼光，可以立見高下。

一:不應帶有封建士大夫那種酸氣，迂腐的習氣，在國家危難多事之秋，七次請辭，選擇功成身退，對國家的的戰略大局造成消極，不可挽回的損失與影響。如，在他請辭之後，戰功赫赫登萊水師統領沈有容也同時選擇身退，致使明軍罕有的忠誠猛將張盤因為缺乏排程和後援身陷重圍而死。

二:過於優容，縱容毛文龍，給予太多特權，使其軍隊成為驕兵悍將之軍，致使毛文龍成為尾大不掉之勢，為明王朝留下了深深的內憂隱患。致使毛文龍坐大以後，為了一己之私，置國家大義於不顧，竟然唆使言官來彈劾袁可立，足以見證對既得利益集團失去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就是一場災難的形式，沒有哪一個人不被無邊與失去監督與制約的權力所侵蝕與腐蝕的。

三:過於堅持主戰的形式。一個國家的戰與和，是根據國家的經濟實力來決定的，如果明王朝是中前期的經濟實力，有足夠的能力來支撐戰爭，倒也是無可厚非的。明晚期至天啟朝時，已經加派遼餉520萬兩白銀，各級將領虛報名額，貪汙軍餉，己成普遍現象。通常一萬兵員，只有6千人，另四千做為家丁糧餉。此時的明王朝，內憂外患，已如干柴烈火，一觸即燃。如果利用對後金政權形成的軍事上優勢，暫時與之締結和平條約，使明王朝有喘息之機，對內革除弊政，減輕百姓負擔，使民力能得到生養休息。實行有效政策，改革軍隊弊端，不但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也能重新打造一支兵精將謀的驍勇善戰之師。戰略上的暫時妥協，並不意味著軟弱與綏靖，而是為了積蓄能量，成為摧毀強敵的最有效策略。如漢初和唐初對匈奴和突厥都採取了暫時的戰略妥協，最終這些強敵都被強大起來的漢，唐帝國所灰飛煙滅。

袁可立，因為《明史》無傳，反而名聲大噪，明粉稱其為帝師，且稱其由於功勞卓著，深為滿清憤恨，故不為立傳。到底是否如此，待考。不過，袁可立是不是帝師，倒是不難考證。 能稱之為大明皇帝老師的人，實際上有兩種，一種叫做經筵講官，這種老師揚名立萬的機會並不多，因為經筵實際上就像是公開課，主要目的是做給世人看， 每個月只開三次課，寒冬酷暑時節還要停課，一年也超不過三十次。不過，開課時場面宏大，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重要部門機關長都要出席，且禮儀肅穆繁瑣。眾目睽睽之下，講官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師生間交流很少，談不上什麼師生情誼。《熹宗實錄》裡先後提到的經筵講官有盛以弘、周如磐、駱從宇、顧秉謙、張鼐、孫慎行、朱延禧、張瑞圖、韓日纘、姜逢元、林堯俞、楊景辰、馮銓、姜逢元、孟時芳、李思誠、丘士毅、王應熊、李國木□普、孫宸、黃汝良，其中我們熟知的人物不太多，顧秉謙、馮銓算是名氣大的，卻都是臭名昭著的閹黨。不過其中盛以弘、駱從宇、王應熊、李國木□普等人，後來又被任命為日講官。 另一種老師就是日講官，這種就比較給力了，原因很簡單，接觸皇帝的機會多，理論上除去三六九上朝日外，每天兩講，幾乎和皇帝天天見，而且禮節從簡，沒有那麼拘束，《熹宗實錄》裡先後提到的日講官有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廣微、李光元、李標、駱從宇、來宗道、盛以弘、周道登、朱延禧、姜逢元、王祚遠、成基命、趙秉忠、孟紹虞、錢龍錫、王應熊、李國木□普、韓日纘、王祚遠、李康先、陳仁錫、陳具慶、馬之騏、孔貞運、張士範。這裡面名人就多多了，其中許多人日後都做了內閣大臣，六部尚書之類的高官。 特級教師孫承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實孫承宗在熹宗任命的第一批日講官裡，還算不上“頭牌”，但是他老人家講課的水平很高，估計可能大概比易中天老師講的還要精彩，所以深得天啟皇帝的喜愛，僅僅一年時間，就從正五品的右庶子，提升為少傅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翰林院侍讀學士，東閣大學士，掌兵部事，還入閣辦事。時朝臣尊稱其為樞輔，滿朝文武不管是誰，只要意見跟孫老師稍微有點相左，天啟皇帝都絕對站在老師一邊。現在有些人喜歡捧太監的臭腳，愣說是魏忠賢提拔了孫承宗，實在是可笑的離譜，孫老師做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魏閹還名叫魏進忠呢，輪得到他提拔？若不是孫承宗一時糊塗，自請行邊遠離了天啟帝，魏閹還真未必能蹦躂的那麼兇。即便如此，就是在魏忠賢氣焰熏天的時候，也一樣拿老孫沒辦法，天啟帝絕不允許有人碰孫老師一根頭髮。老師做到這個份上，孫老師簡直堪稱是古今中外第人了。 上述這兩大幫人，是都可以自稱帝師的，偏偏就沒有袁可立。實際上，稱袁可立帝師，在正史中是找不到證據的，能搭上邊的，是孔貞運的《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配夫人宋氏合葬墓誌銘》，這裡面提到，“壬戌三月，擢（袁可立）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充廷試讀卷官，侍經筵。” 也就是說，袁可立參加過經筵。那麼侍經筵的都有些什麼人？侍過經筵的就叫做經筵講官？就能被稱作帝師嗎？不妨先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經筵出場的演職員表吧，首先總負責人一名，由世勳功臣擔任，叫做知經筵官，另有內閣學士一人協助其工作，叫同知經筵官，估計可能是怕功臣之後不學無術，沒文化別給搞砸了。尚書、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及學士等，隨從陪侍，皇帝讀書，大家陪著看，算是站臺的群眾演員，這叫做侍班，也就是侍經筵。講課的老師兩名，從翰林院、春坊官以及國子監祭酒中任命，為帝王讀經史書，叫做進講，這二位才是主角，叫經筵講官。另外還有幾個跑龍套的，春坊官兩員，負責把文具放好書本翻開，稱為展書官。給事中、御史各兩名，侍奉禮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名，隨時伺候著。鳴贊一名，算是個報幕的吧，負責贊禮。另有勳臣或駙馬一人，領將軍侍衛，擔任警衛工作。 孔貞運講，袁可立是作為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得以侍經筵的。這個通政使司基本上就相當於現如今的上訪辦，民間什麼喊冤的、告密的信件都送到這個部門來，官方的說法是接受四方奏章。通政使是通政使司的最高長官，官職不高，正三品，下設正四品左、右通政各一人。袁可立在天啟二年三月初七，接了大名鼎鼎的趙南星的班，提升為左通政，當時上司通政使丁懋遜還在，不過運氣不錯，僅僅兩天後，也就是三月初九，這位兄臺又被提升為工部左侍郎，調走了。直到四月初十，才由太常寺卿白瑜接任。所以這中間的一個月時間是沒有通政使的，袁可立應該算是通政使的實際負責人了，所以孔貞運在撰文中稱，袁可立是左通政“署司事”，算是代理機關長，但是《熹宗實錄》裡卻並沒有記錄“署司事”這三個關鍵字，這就有點蹊蹺了。 要知道僅僅代理工作和“署”是不一樣的，並不是主官空缺，最大的副職自然而然的就能“署”了，這個“署”字實際代表著當事人的地位，必須有官方的正式檔案任命，任命以後是可以印在個人名片上，到處給人看的，例如《實錄》裡經常出現類似的記錄，“○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等言，……”，“○丙申，上（萬曆）疾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吏部尚書周嘉謨，……署刑部事摠督倉場尚書張問達，署工部事協理戎政尚書黃克纘，禮部右侍郎孫如遊等入見”，再比如“○改兵部署部事尚書張鶴鳴，為本部尚書。疏辭不允。” 所以，如果確實被任命為“署司事”了，該頭銜是不會在正式檔案中被漏掉的。 但袁可立後來提升巡撫時的原文是這樣寫的，“升光祿寺少卿李邦華，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山東左布政使李從心，山西右布政使佘自強，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邦華巡撫天津，可立巡撫登萊，從心巡撫寧夏，自強巡撫延綏。”同樣，在袁可立讀卷官的任命中，也沒有提到“署司事”。 說句題外話，提到這個讀卷官，粉們很興奮，要知道這一期貢士可是點出了位名人，一甲頭名狀元文震孟！由此足見袁可立之“德高望重”。不過如果開列一下此期讀卷官的名單，大家可能會很掃興，因為這裡面簡直可以說是星光璀璨，名人太多了，有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韓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何宗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朱國祚；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沈㴶；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繼偕；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戶部尚書汪應蛟；刑部尚書王紀；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盛以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周如磐；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掌院事錢象坤；兵部左侍郎張經世；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駱從宇、周炳謨、魏廣微；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大理寺左寺丞郭尚賓。所以看看排名先後、官銜的長度就能掂量出來，袁公在這些人裡面，也就算是個跑腿的。 書歸正傳，另外還有一個情況，就在三月十二日，也就是老大通政使剛剛被調走三天，太僕寺少卿陳於庭也被任命為左通政，這樣就同時有兩個左通政，袁可立和陳於庭到底誰“署司事”，還不一定，《實錄》也沒有記載。從袁可立被任命為廷試讀卷官，卻沒有陳於庭什麼事來看，袁可立可能比陳於庭更資深些，他來“署司事”，或者更確切點講，叫做“暫理司務”的可能性比較大。當然也不能排除由於袁可立要閱卷，反而由陳於庭代理司中事務的可能性。如果袁可立並未被明文任命“署司事”，僅僅是“暫理司務”，原則上講，他連出席經筵的資格都沒有，而小小的通政使缺席幾次經筵，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並不會專門記錄在冊，所以很難講他到底參加過經筵沒有。 不過話說回來了，這個孔貞運人品是很過硬的，孔聖人六十三代孫，乃是萬曆四十七年的榜眼，一直在京師裡混，從萬曆四十七年正八品的翰林編修，混到天啟七年，八年時間才混到個正六品的左春坊左中允，混的這麼慘，就是因為不摻和魏忠賢的爛事兒。官職雖低，但是他在天啟元年做過經筵的展書官，就是跑龍套的那些人裡的一個，天啟七年還做了天啟帝的日講官，所以他要說當時看到了袁可立，誰也不敢說沒有。（這個孔貞運，後來在崇禎朝做到了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死於崇禎十七年，與大明朝同終，不過是病死的。） 即便如此，從三月初九日通政使丁懋遜升遷調走，到四月初十袁可立升登萊巡撫調走，總計一個月的時間裡，僅僅在3/20，3/28，4/7日，這三天開過經筵，也就是說，即使袁可立確如孔貞運所述，作為通政使司的臨時負責人，參加過經筵，最多也不會超過三次！而且即使參加，也僅僅作為侍班大臣，並不是經筵講官，是不為皇帝授課的。 所以從上所資料不難看出，就連孔貞運稱袁可立“侍經筵”，實際上都算勉勉強強，可以說是在為袁可立貼金，不過畢竟是在作《墓誌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由此再稱袁可立為帝師，那就跟事實相差實在太遠了。否則，可稱為帝師的人，未免太多太濫了吧。

袁可立被吹捧太過，他再有才，也沒一些人說的影響力大，後金那時剛佔了大片土地，根本兼顧不了太多，更沒有能戰的水師可用，對山東有威脅的是毛文龍，他說取山東易如反掌，不是虛言，一些人吹噓袁可立的海上防線，水師攻擊沿海等功勞，對實際復遼無多大作用可言，明史不給他立傳，今天的人就大造文章，還說他是帝師，真是可笑，真正的帝師孫承宗可是獨立作傳，請這些人解釋一下，如滿人要掩蓋什麼，孫承宗就不應多談，孫對他們的威脅更大吧。

袁可立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實，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不折服於封建官場的黑暗權威，忠君，憂國，憂民，是晚明時期少有的清官廉吏，軍事戰略家，可以稱為封建時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時也是一個刑法高手，多次治理冤獄。是晚明時期明軍統帥中罕見的能收復失地，並且能鞏固防線的傑出軍事家。袁可立著有《觀海市》、《蓬萊閣望海》、《蓬萊閣懷古》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