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從2004年起研讀諸子經典十餘載，遍讀諸子經典，還做了詳盡的讀書筆記。當然也讀過《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中記載的歷史，使人大跌眼鏡。

我就舉三個最典型的例子：

一、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有堯舜禪讓的詳細記載。聖王堯舜不但一心為萬民謀福祉，更有禪讓的高風亮節。並因此被世人傳誦。但《竹書紀年·五帝紀》卻記載：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堰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二、《史記•殷本紀》記載：伊尹輔佐商湯推翻夏桀。後來賢臣伊尹立太甲為帝。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尹被後世稱頌。被歷代商朝天子尊崇。

而《竹書紀年•殷紀》記載：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但根據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顯示，直至商朝末年，商王朝仍然堅持對伊尹的祭祀。

考古證明《史記》對伊尹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考古更是推翻了《竹書紀年》。

三、《竹書紀年·五帝紀》記載：胤甲居於河西，天有妖孽，十日並出。這顯然更不可信。

《竹書紀年》的作者當為法家。舜囚堯，以及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殺伊尹之說。與法家宣揚“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君主必須獨攬大權的思想十分匹配。君主若不能駕馭群臣，即使聖明的堯舜，亦會被逆臣囚禁。

《竹書紀年》的成書，以及堯被舜囚的觀點產生應當晚於燕王噲。否則燕王噲斷不會效法堯舜禪讓。

《竹書紀年》其中所載‘歷史’，多不可信。是為宣揚法家思想的偽史。

《竹書紀年》這本書我很熟悉，是我寫作先秦史時必備的史料。下面我就來說說竹書紀年是不是可靠，其真實度有多高呢？

《竹書紀年》是戰國時代魏國的史書。秦始皇一統中國後，把六國史書都給燒了，魏國史書也就消失了。然而，數百年後，公元281年一起盜墓事件竟然讓這本史書得以重見天日。

據《晉書》所記，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數十車的竹簡，其中便包括這本非常珍貴的魏國史書。由於這本書是刻在竹簡上，故而稱為《竹書紀年》，也稱為《汲冢紀年》，因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發現的。可以說，這在當時也算是考古大發現了。

但是非常可惜，這本史料的原本最後佚失了，我們看不到本來面目。今天我們看到的《竹書紀年》是一個不完整版，即便如此，它仍然是極高的史料價值。那麼，如何來辨認其記載的真實度呢？

竹書的出土，可以說震驚中國的知識界。因為它披露的許多歷史細節，與傳統文獻的記載完全不同。

比如說儒家一直稱讚的三代，堯、舜、禹都是聖人，可是在《竹書》裡，堯帝是被舜囚禁流放的，沒什麼禪讓的事，而是赤裸裸的政變奪權。再比如大禹死後，傳位給伯益，依儒家的說法，後來大禹的兒子夏啟得人心，受到人民愛戴，於是人民擁護夏啟，這才有了夏朝。而《竹書》又很冷冰冰地刺破溫情，直言夏啟是發動政變殺了伯益。

大家知道，儒學在中國古代是佔據主流的地位，因此，與儒家說法迥異的《竹書》受到懷疑是很正常。

《竹書紀年》那些破天荒的記錄，是否真實，我們不好判定。但是，現代考古的新發現，至少在某些程度上印證《竹書》的史料價值。

比如說，對商代誰是中宗說法的認定。

依《史記》的說法，中宗是第九任商王太戊，而後來出土的《竹書紀年》則明確地記錄第十四任商王祖乙才是中宗。究竟哪種說法才是正確的呢？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誰也沒法證明誰是誰非，直到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才徹底解開謎團。在一片刻有文字的龜甲上，寫有“中宗祖乙牛吉”六字，在商代古文物前，真相浮出水面，祖乙才是真正的中宗！司馬遷《史記》的記載是錯的，《竹書紀年》的記載是正確的。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竹書紀年》在古史研究中具有其他書籍所不可企及的價值。

《竹書紀年》雖然是魏國史書，但是其記錄卻是從五帝時代開始的。魏國距離五帝的時代，至少也有一兩千年，就好比我們現在看漢唐歷史一樣。因此，《竹書》裡越早的史料，真實性也越值得懷疑。但是我們也不能輕易否定它，多一種觀點，也是多一種參考。

隨著歷史年代越靠後，《竹書》記錄的真實度就越高。當然，作為史籍，都不可避免有偏向性的選擇。就算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就算今人對某位政治家的評價，也會有完全不同的結論。一些人眼中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是暴徒。倘若說我們今天對價值的取向仍紛擾不同，對同一件事仍然出現羅生門式的不同敘述，那麼我們如何苛求古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