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參考：
急救醫生工作的典型樣本
除了一天到晚忙著搶救、看病，身為急診科主任的劉勇也時常會思索中國目前的120。
與國外的120急救系統相比，中國的120沒有可比性，“差距太大”，這是很多急救醫生的共識，“中國急救系統要做的還有很多”。
醫生進入急救系統的門檻要提高，人才質量要保證。這種門檻的設定不光體現在入學考、畢業考上，而且在入職考試上應增加難度。“當然對於急救醫生的考核，不光只停留在知識水平，更重要的是對醫生道德水平的考核”。劉勇強調，這種道德水平表現為對生命的敬畏、對病人的愛心，對病人的良好的溝通能力。
而在當下，重技術水平輕人文水平是絕大多數醫院在選拔急救醫生的通病。
除此之外，由於急救醫生要承擔病人進入急救室前的一切急救工作。作為一名急救醫生，每次出現場只是獨自一人面對突發的現場，還需要很強的抗壓性和獨立承擔能力。
一個“殘酷”的現實是，醫院急診科通常很難招到合適的人才。
一個月前，北京急救中心人事科科長劉紅梅跑遍了京城的各大招聘會，並向各大網路、媒體及全市醫療機構公佈了招聘資訊，但截至6月28日，劉紅梅只收到了14份求職簡歷。
自2005年起，北京急救中心每年招收的本科畢業生數量就呈逐年下降趨勢。今年趕上經濟危機，劉紅梅原本以為“收成”會好些，但經過相關的稽核程式，最終只有4人被錄取。
“這與急救醫生的待遇有很大關係”，劉勇分析。急救醫生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艱苦、承擔責任風險大、業務發展受限，但是這在工資收入上並沒有 “太多”的體現，相反，在一些醫院，急救醫生的‘地位’相當低。
讓大多數醫學生放棄進入急救系統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急救醫生所面臨的高風險性。“必須要建立一個公正、科學的醫療事故評價機制”。劉勇表示，這個評價機制的作用在於“必須分清楚哪些是由於醫學技術水平所限導致的絕對誤診，哪些是由於醫生個人問題(如醫生醫療技術水平、醫生態度)所導致的相對誤診”。
以心肌炎為例，一位普通的發熱病人送進急診室，大多數醫生不會將“心肌炎”的可能性考慮在內。據瞭解，發熱病人“心肌炎”的發病率是萬分之一， “如果每位發熱病人送進來都懷疑是心肌炎，都讓病人先做心電圖，患者的唯一反應就是醫生濫做檢查”。
如果一位急救醫生正好撞到了這個“萬分之一”的機率呢?如果把這個“萬分之一”的機率歸因於醫生，這是否合理呢?劉勇說。
此外，對於醫生時刻都會遭遇的醫療糾紛，從維持醫院的正常運營、維護醫生的合法權益出發，劉勇認為，“醫院應為醫生購買醫療責任險”。
而這個建議早已達成醫療界的共識。早在2007年，針對廣州市內醫院暴力事件呈上升趨勢，嚴重干擾醫院的正常工作秩序的情況，廣州市人大代表建議儘快形成地方法規並參照其他地區的做法，推進醫療責任保險。
在目前的醫鬧解決框架下，醫鬧通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往往是以醫院的鉅額賠償收場，“醫療責任險可儘可能地挽回醫療所帶來的經濟損失”。
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劉勇說。“有所為”在於，當醫院遭到醫鬧等一些別有用心的組織進行暴力襲擊的時候，政府應出面加以堅決鎮壓。“當醫患糾紛越過法律邊界時，政府及執法力量的不作為是任何‘苦衷和苦心’都無法解釋的”。
而“有所不為”則在於，對於醫生的獎懲、醫療事故的鑑定，醫療糾紛的解決，政府應交由當地醫師協會解決，政府最好不要介入。“聽證制度也勢在必行”，唯有如此，醫療糾紛才有望和平解決。
採訪手記
採訪劉勇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因為大牌，而是因為他確實沒有時間。6日下午向他預約採訪時間時，他急匆匆的打斷了39健康網的請求，話筒那邊的喧譁告訴筆者，急診科“有事”。果不其然，劉勇很有禮貌地告訴筆者“現在忙”。第二次聯絡劉勇已至晚上8點36分，此時劉勇的電話仍然是忙音，再試圖幾次撥打後，筆者終於打進了電話，但劉勇很友善地提醒筆者，“現在不忙，如果忙，不能繼續接受採訪的話，還請您見諒”。
沒有程式化地拿出採訪提綱，而是和劉勇隨意聊開。這種方式能讓我捕捉更多的細節，更能讓我去感受一個有血有肉的急救醫生形象。這種形象不是“高大全”，也不是“怨婦”，和所有堅守在醫療一線的醫生一樣，劉勇有著對這份工作的熱愛，有著對患者不解的委屈，也有著對當前各種體制的無奈。但儘管這條路佈滿荊棘，劉勇還是在這個崗位上呆了十二年，他說他會選擇繼續。原因在於當他看著一個個瀕臨消失的生命被自己及同事從死神的手中拽回來的時候，那一刻的欣喜，他很享受，也很陶醉。
採訪過程中，說到成就感，說到那個建築工人起死回生的那一幕，劉勇覺得就恍如昨日。而對於更多的事蹟，劉勇表示不願多談，因為救死扶傷是醫生 “應該”的。但是對於不理解醫生的患者，對於那些心有餘悸的醫鬧場面，劉勇的心情抑難以平復。猶如身上的傷疤，好了又爛，也許，這種痛會一直在。
“從事醫療急救十二年，你有過怨言嗎”?話筒那邊是長時間的沉默。
“有，不過不是針對工作本身，而是對於一些患者及家屬的不理解”，劉勇說。
結束採訪，已將近夜裡十點。當繁華的都市趨於沉寂，當忙碌的人們準備休憩，急救醫生們又等待著新的召喚。
供參考：
急救醫生工作的典型樣本
除了一天到晚忙著搶救、看病，身為急診科主任的劉勇也時常會思索中國目前的120。
與國外的120急救系統相比，中國的120沒有可比性，“差距太大”，這是很多急救醫生的共識，“中國急救系統要做的還有很多”。
醫生進入急救系統的門檻要提高，人才質量要保證。這種門檻的設定不光體現在入學考、畢業考上，而且在入職考試上應增加難度。“當然對於急救醫生的考核，不光只停留在知識水平，更重要的是對醫生道德水平的考核”。劉勇強調，這種道德水平表現為對生命的敬畏、對病人的愛心，對病人的良好的溝通能力。
而在當下，重技術水平輕人文水平是絕大多數醫院在選拔急救醫生的通病。
除此之外，由於急救醫生要承擔病人進入急救室前的一切急救工作。作為一名急救醫生，每次出現場只是獨自一人面對突發的現場，還需要很強的抗壓性和獨立承擔能力。
一個“殘酷”的現實是，醫院急診科通常很難招到合適的人才。
一個月前，北京急救中心人事科科長劉紅梅跑遍了京城的各大招聘會，並向各大網路、媒體及全市醫療機構公佈了招聘資訊，但截至6月28日，劉紅梅只收到了14份求職簡歷。
自2005年起，北京急救中心每年招收的本科畢業生數量就呈逐年下降趨勢。今年趕上經濟危機，劉紅梅原本以為“收成”會好些，但經過相關的稽核程式，最終只有4人被錄取。
“這與急救醫生的待遇有很大關係”，劉勇分析。急救醫生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艱苦、承擔責任風險大、業務發展受限，但是這在工資收入上並沒有 “太多”的體現，相反，在一些醫院，急救醫生的‘地位’相當低。
讓大多數醫學生放棄進入急救系統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急救醫生所面臨的高風險性。“必須要建立一個公正、科學的醫療事故評價機制”。劉勇表示，這個評價機制的作用在於“必須分清楚哪些是由於醫學技術水平所限導致的絕對誤診，哪些是由於醫生個人問題(如醫生醫療技術水平、醫生態度)所導致的相對誤診”。
以心肌炎為例，一位普通的發熱病人送進急診室，大多數醫生不會將“心肌炎”的可能性考慮在內。據瞭解，發熱病人“心肌炎”的發病率是萬分之一， “如果每位發熱病人送進來都懷疑是心肌炎，都讓病人先做心電圖，患者的唯一反應就是醫生濫做檢查”。
如果一位急救醫生正好撞到了這個“萬分之一”的機率呢?如果把這個“萬分之一”的機率歸因於醫生，這是否合理呢?劉勇說。
此外，對於醫生時刻都會遭遇的醫療糾紛，從維持醫院的正常運營、維護醫生的合法權益出發，劉勇認為，“醫院應為醫生購買醫療責任險”。
而這個建議早已達成醫療界的共識。早在2007年，針對廣州市內醫院暴力事件呈上升趨勢，嚴重干擾醫院的正常工作秩序的情況，廣州市人大代表建議儘快形成地方法規並參照其他地區的做法，推進醫療責任保險。
在目前的醫鬧解決框架下，醫鬧通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往往是以醫院的鉅額賠償收場，“醫療責任險可儘可能地挽回醫療所帶來的經濟損失”。
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劉勇說。“有所為”在於，當醫院遭到醫鬧等一些別有用心的組織進行暴力襲擊的時候，政府應出面加以堅決鎮壓。“當醫患糾紛越過法律邊界時，政府及執法力量的不作為是任何‘苦衷和苦心’都無法解釋的”。
而“有所不為”則在於，對於醫生的獎懲、醫療事故的鑑定，醫療糾紛的解決，政府應交由當地醫師協會解決，政府最好不要介入。“聽證制度也勢在必行”，唯有如此，醫療糾紛才有望和平解決。
採訪手記
採訪劉勇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因為大牌，而是因為他確實沒有時間。6日下午向他預約採訪時間時，他急匆匆的打斷了39健康網的請求，話筒那邊的喧譁告訴筆者，急診科“有事”。果不其然，劉勇很有禮貌地告訴筆者“現在忙”。第二次聯絡劉勇已至晚上8點36分，此時劉勇的電話仍然是忙音，再試圖幾次撥打後，筆者終於打進了電話，但劉勇很友善地提醒筆者，“現在不忙，如果忙，不能繼續接受採訪的話，還請您見諒”。
沒有程式化地拿出採訪提綱，而是和劉勇隨意聊開。這種方式能讓我捕捉更多的細節，更能讓我去感受一個有血有肉的急救醫生形象。這種形象不是“高大全”，也不是“怨婦”，和所有堅守在醫療一線的醫生一樣，劉勇有著對這份工作的熱愛，有著對患者不解的委屈，也有著對當前各種體制的無奈。但儘管這條路佈滿荊棘，劉勇還是在這個崗位上呆了十二年，他說他會選擇繼續。原因在於當他看著一個個瀕臨消失的生命被自己及同事從死神的手中拽回來的時候，那一刻的欣喜，他很享受，也很陶醉。
採訪過程中，說到成就感，說到那個建築工人起死回生的那一幕，劉勇覺得就恍如昨日。而對於更多的事蹟，劉勇表示不願多談，因為救死扶傷是醫生 “應該”的。但是對於不理解醫生的患者，對於那些心有餘悸的醫鬧場面，劉勇的心情抑難以平復。猶如身上的傷疤，好了又爛，也許，這種痛會一直在。
“從事醫療急救十二年，你有過怨言嗎”?話筒那邊是長時間的沉默。
“有，不過不是針對工作本身，而是對於一些患者及家屬的不理解”，劉勇說。
結束採訪，已將近夜裡十點。當繁華的都市趨於沉寂，當忙碌的人們準備休憩，急救醫生們又等待著新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