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理學家劉因傳從專意“明道”到東京執教劉因（1249—1293），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學，元世祖中統年間任武邑縣令，後以疾辭歸。劉因三歲識書，過目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文，當與父親有很大關係。　　北方名儒硯堅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後，在那裡授徒達十餘年。劉因師從硯堅，學業大進，為同舍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兩代文壇注重“以辨博長雄”的詞章和“誕漫坐雜”的經義，“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統年間前後，經許衡、竇默、姚樞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認為“正學”的程朱學說也規模日廣地傳播到北方。劉因對早年研習的“訓詁疏釋之說”本來就心存疑惑，這時更專心研讀程朱諸書，後成為在北方名聲僅次於許衡的理學傳人。　　在劉因以性理之學名聞北方的初期，他專以“明道”自任，頗有“篤志獨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貧寒，父母、祖父去世後長期無力安葬，後來在朋友幫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書事》一詩裡，他這樣描寫自己的經濟狀況：“嬌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靜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願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全祖望在《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一文指出：“公卿過保定者眾，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三）。他所以不願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為在他看來，“以元開創規模言之”，“不足為輔”（《靜修集》卷八）。至元中葉，忽必烈長期倚信以“理財”固寵的回回大臣阿合馬，日益疏遠“諱言財利事”的朝中儒臣。這應當是促成劉因採取超脫於政治的處世態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讀漢高帝紀》裡批評西漢初年的朝政輕視儒術：“規模自襲挾書律”，“只知才到蕭曹盡”（《靜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發的，不能不是對現實政治的感慨。劉因還反覆以“夷皓”（伯夷和“四皓”）為詩作的主題，也無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時則甘於隱淪、“名書丹闕非吾望”的心跡。他用諸葛亮“靜以修身”的名言額所居曰“靜修”，大約也在此時。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詔伐宋；大軍浮漢入江，水陸並進，順流而下。不到兩年，宋亡。劉因頗傷宋朝為奸臣所誤，拘留元朝國使以挑兵釁，終致國亡，遂作《渡江賦》以哀之。他曾欲南遊江湖，覽觀南宋諸先儒名跡，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縣），到當時辭官家居的何瑋家館課授徒。劉因自己說，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書三年，主要是因為那裡藏書很多，可以一遂“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的宿願，何瑋曾參與伐宋之役，藏書中有不少是從南宋舊境攜回的理學書籍，這些書在北方不易搜尋。　　至元十九年（1282），權傾一時的阿合馬被殺，元廷的政治鬥爭形勢發生了變化。被蒙古、色目和漢族高階官僚中的漢法派所一致擁護的新政治領袖、太子真金，更加積極、直接地參與各種有關的政治活動，一時間在漢族士人中引起對於“朝政更新”的強烈樂觀情緒。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薦，以太子燕王守中書令下教，召劉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這時的朝野對真金改革朝政的過度希望，無疑也感染了劉因。他受教之後，“即與使者俱行”。時真金建學宮中，教近侍子弟讀書。劉因抵京後，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學於東宮。未幾，因繼母感風疾，辭歸省視；翌年母卒，乃丁憂家居。重歸隱淪由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對於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麼希望，而且反過來，對於自己輕易應詔、一聘而起十分後悔。他想起漢初呂后以卑辭厚禮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漢惠帝），使劉邦以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飛鴻鵠，“羽翮已就，橫絕四海”，因而不敢廢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貿然捲入宮廷鬥爭的危險，因此竟吟出“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的沉痛詩句（《靜修集》卷二《四皓二首》）。在應徵而起的六年前，劉因寫過一篇《退齋記》，在文中婉轉地批評在政壇上進退無恆，認為許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從政，就不應復因道之難行而“以術自免”（《靜修集》卷一八》）。對照劉因作《退齋記》的宗旨，亦更可見他對於自己竟然蹈許衡舊轍，追悔不已。關於劉因在繼母去世後近十年中的隱居生活，史料甚為缺乏。他有詞《太常引》雲：“紅塵盡處，白雲堆裡，高臥對青山。風味似陳博，休錯比，當年謝安。”（《靜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這個時期裡他的心境。他無疑仍以寫作和教書為業。當時流傳有《四書集義》一書，是朱熹有關四書的問答與集註而為他人所彙輯者。劉因認為其太繁，且有牴牾處，於是另加採擇闡發，撰成《四書集義精要》三十卷。他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李謙在劉因居喪期間曾拜訪他，說他“形體癯瘁，鬚髮頒白”（《靜修集》卷首），這時他不過三十五六歲。到四十二歲這年，兒子又先他去世；這對他的精神和身體，不免又是一次大打擊。　　至元二十八年，劉因四十三歲。元世祖忽必烈殺權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劉因墓表》）。元廷以集賢學士的三品清要之職往徵劉因。他絕不願再仕，乃以疾固辭。劉因在疾病纏身的最後兩三年內，又寫成《易繫辭說》一書。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元仁宗延祐年間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其撰述流傳至今者，有《靜修集》、《丁亥集》、《四書集義精要》、《櫝蓍記》、《樵庵詞》等。

元朝理學家劉因傳從專意“明道”到東京執教劉因（1249—1293），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學，元世祖中統年間任武邑縣令，後以疾辭歸。劉因三歲識書，過目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文，當與父親有很大關係。　　北方名儒硯堅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後，在那裡授徒達十餘年。劉因師從硯堅，學業大進，為同舍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兩代文壇注重“以辨博長雄”的詞章和“誕漫坐雜”的經義，“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統年間前後，經許衡、竇默、姚樞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認為“正學”的程朱學說也規模日廣地傳播到北方。劉因對早年研習的“訓詁疏釋之說”本來就心存疑惑，這時更專心研讀程朱諸書，後成為在北方名聲僅次於許衡的理學傳人。　　在劉因以性理之學名聞北方的初期，他專以“明道”自任，頗有“篤志獨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貧寒，父母、祖父去世後長期無力安葬，後來在朋友幫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書事》一詩裡，他這樣描寫自己的經濟狀況：“嬌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靜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願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全祖望在《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一文指出：“公卿過保定者眾，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三）。他所以不願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為在他看來，“以元開創規模言之”，“不足為輔”（《靜修集》卷八）。至元中葉，忽必烈長期倚信以“理財”固寵的回回大臣阿合馬，日益疏遠“諱言財利事”的朝中儒臣。這應當是促成劉因採取超脫於政治的處世態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讀漢高帝紀》裡批評西漢初年的朝政輕視儒術：“規模自襲挾書律”，“只知才到蕭曹盡”（《靜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發的，不能不是對現實政治的感慨。劉因還反覆以“夷皓”（伯夷和“四皓”）為詩作的主題，也無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時則甘於隱淪、“名書丹闕非吾望”的心跡。他用諸葛亮“靜以修身”的名言額所居曰“靜修”，大約也在此時。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詔伐宋；大軍浮漢入江，水陸並進，順流而下。不到兩年，宋亡。劉因頗傷宋朝為奸臣所誤，拘留元朝國使以挑兵釁，終致國亡，遂作《渡江賦》以哀之。他曾欲南遊江湖，覽觀南宋諸先儒名跡，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縣），到當時辭官家居的何瑋家館課授徒。劉因自己說，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書三年，主要是因為那裡藏書很多，可以一遂“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的宿願，何瑋曾參與伐宋之役，藏書中有不少是從南宋舊境攜回的理學書籍，這些書在北方不易搜尋。　　至元十九年（1282），權傾一時的阿合馬被殺，元廷的政治鬥爭形勢發生了變化。被蒙古、色目和漢族高階官僚中的漢法派所一致擁護的新政治領袖、太子真金，更加積極、直接地參與各種有關的政治活動，一時間在漢族士人中引起對於“朝政更新”的強烈樂觀情緒。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薦，以太子燕王守中書令下教，召劉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這時的朝野對真金改革朝政的過度希望，無疑也感染了劉因。他受教之後，“即與使者俱行”。時真金建學宮中，教近侍子弟讀書。劉因抵京後，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學於東宮。未幾，因繼母感風疾，辭歸省視；翌年母卒，乃丁憂家居。重歸隱淪由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對於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麼希望，而且反過來，對於自己輕易應詔、一聘而起十分後悔。他想起漢初呂后以卑辭厚禮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漢惠帝），使劉邦以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飛鴻鵠，“羽翮已就，橫絕四海”，因而不敢廢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貿然捲入宮廷鬥爭的危險，因此竟吟出“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的沉痛詩句（《靜修集》卷二《四皓二首》）。在應徵而起的六年前，劉因寫過一篇《退齋記》，在文中婉轉地批評在政壇上進退無恆，認為許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從政，就不應復因道之難行而“以術自免”（《靜修集》卷一八》）。對照劉因作《退齋記》的宗旨，亦更可見他對於自己竟然蹈許衡舊轍，追悔不已。關於劉因在繼母去世後近十年中的隱居生活，史料甚為缺乏。他有詞《太常引》雲：“紅塵盡處，白雲堆裡，高臥對青山。風味似陳博，休錯比，當年謝安。”（《靜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這個時期裡他的心境。他無疑仍以寫作和教書為業。當時流傳有《四書集義》一書，是朱熹有關四書的問答與集註而為他人所彙輯者。劉因認為其太繁，且有牴牾處，於是另加採擇闡發，撰成《四書集義精要》三十卷。他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李謙在劉因居喪期間曾拜訪他，說他“形體癯瘁，鬚髮頒白”（《靜修集》卷首），這時他不過三十五六歲。到四十二歲這年，兒子又先他去世；這對他的精神和身體，不免又是一次大打擊。　　至元二十八年，劉因四十三歲。元世祖忽必烈殺權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劉因墓表》）。元廷以集賢學士的三品清要之職往徵劉因。他絕不願再仕，乃以疾固辭。劉因在疾病纏身的最後兩三年內，又寫成《易繫辭說》一書。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元仁宗延祐年間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其撰述流傳至今者，有《靜修集》、《丁亥集》、《四書集義精要》、《櫝蓍記》、《樵庵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