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的中西植物學交流密切，北京耶穌會北堂和歐洲各大植物園和科學機構建立了聯絡，在介紹、研究、收集和引種中國植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張由北京耶穌會北堂傳教士寄往歐洲的畫作，可以讓我們瞭解一段十八世紀中西園藝學交流中被人遺忘的軼事。
十八世紀 佚名 聖心圖 絹本設色 縱一八七·五釐米 橫一三〇釐米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聖心圖》是一幅由在京的法國教士寄往歐洲的畫作。該畫尺幅巨大，包含了眾多人物和建築細節，為研究北京耶穌會北堂的建築以及聖心瞻禮活動提供了翔實可貴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該畫似乎有意地保留了大量的植物細節，除南首甬道邊的二十棵石榴盆栽外，天主堂前的田字花壇共有花境一百八十四格，其中有一百一十六株花卉的花序和葉型清晰可見。
《聖心圖》區域性 圖中可見院南首甬道旁的紅白花石榴盆栽
《聖心圖》區域性
花卉在花境中分佈錯落有致，色彩交相呼應。細數圖中花卉，可以確定至少有十八種夏日庭院常見的植物。據康熙年間成書的園藝學著作《花鏡》所記，如要「四時有不謝之花」，則花的下種、分栽和移植需要講求天文、節氣和搭配。
《花鏡》卷五中所見之荷包牡丹
然而，縱觀《聖心圖》中所見之花草，皆為夏季植物，缺少了其他三季花卉。若按此圖配置花圃，那北堂花園很可能三季無花可賞，與中國文人理想的「四時花卉」之景有異。
北堂花園平面圖重建 王風雩 繪
由此可見，相比宮廷植物種類的繁多和稀有，北堂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庭院植物配置，而僅僅是一個夏季花卉的集錦。而且，畫中無一例外都是中國原生花卉，比如玉簪花和荷包牡丹。一七八一年，白花玉簪和紫花玉簪第一次作為藥用植物收入法國《中國藥用植物標本大典》中。此外，《聖心圖》中唯一一例的荷包牡丹，也是十九世紀才傳入歐洲，此前歐洲並不見其蹤跡。
一七八一年《中國藥用植物標本大典》所收錄的白花玉簪和紫花玉簪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相比在歐洲流傳的本草類插圖，《聖心圖》中所見的花卉並沒有標註品種，也不具備植物學影象的特徵，而更多地像是一張園藝效果圖，為觀者提供一個種滿中國花卉的歐洲花境。
北京耶穌會北堂地處皇城西安門外蠶池口，原為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的舊宅，是北京三個耶穌會天主堂中建成最晚的一個。十八世紀初天主堂擴建時，北堂就有花園，當時 「院之南首，有園圃數畝，內建宅舍」，即「南園子」。對比康熙時期的北堂平面圖、《乾隆京城全圖》以及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北堂全景圖》，北堂的花壇和南首用於擺放盆栽的甬道應該在一七五〇年完工，而整體格局在一七七五年天主堂移交法國遣使會後，並無太大變化。
十九世紀早期 北堂全景圖 紙本設色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藏
據書信所記，傳教士巴多明和湯執中都曾在南園子中嘗試培植西洋花草。從時間上看，一七四〇年抵京的湯執中很有可能是北堂花園擴建的參與者。作為專業的植物學家，他除了向歐洲介紹中國植物外，還和巴黎、牛津、倫敦、聖彼得堡等地的科學機構建立了聯絡，並用各地寄來的種子在清宮園林中成功培養了含羞草、銀蓮花、大小旱金蓮等歐洲花草，轟動一時。
湯執中對中國植物的收集滿懷興趣且有著嚴謹的科學態度，而對人工培育的園藝植物卻並不關注。
《本草品彙精要》中所收錄的紫玉簪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除了風乾的植物種子和標本，湯執中還向歐洲寄送了定製的《本草綱目》插圖，體現出其作為植物學家的關注重點。
基於此種原因，十八世紀中前期，歐洲植物園中所擁有的中國園林植物屈指可數。據十九世紀俄羅斯公使館駐京醫生兼漢學家貝勒的統計，一七八〇年以前歐洲所引種的中國園林植物僅有石竹和蜀葵兩種，其他均為非園林植物。
嘉慶八年圓明園《芳碧叢保合太和殿地盤樣》區域性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十八世紀下半葉，中國園林植物開始大量出現在歐洲庭院。這裡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北堂傳教士、植物學家南韓英。一七六〇年，南韓英來到北京，接替三年前病故的湯執中。他雖然延續了湯執中時代的傳統植物學活動，但工作重心逐漸轉移至中國園林植物、器物和中草藥學。此外，南韓英曾在一七七二年與他人合作完成設色植物畫冊《中國的植物、花卉和樹木》，並於一七七四年一月寄回巴黎，相信是用來補充其之前所發的文章。透過對比可以發現，該畫冊花卉類的插圖大體延續了湯執中所收集的《本草品彙精要》體例，內容上與前文提到的《中國藥用植物標本大典》有重合，推測為後者的影象來源。
湯執中所收集的角蒿屬植物標本 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藏
可以說，北堂的植物學活動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後出現一個很大的轉變，重點從隨機的野外植物收集、中國原生植物系統介紹，逐漸轉移到對中國園林花卉、果木以及園藝技術的移植和推廣上。這種轉變，與傳教士的更替、法國重農主義的興起等時代背景密不可分。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十八世紀的中西植物學交流密切，北京耶穌會北堂和歐洲各大植物園和科學機構建立了聯絡，在介紹、研究、收集和引種中國植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張由北京耶穌會北堂傳教士寄往歐洲的畫作，可以讓我們瞭解一段十八世紀中西園藝學交流中被人遺忘的軼事。
《聖心圖》所見之北堂花卉十八世紀 佚名 聖心圖 絹本設色 縱一八七·五釐米 橫一三〇釐米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聖心圖》是一幅由在京的法國教士寄往歐洲的畫作。該畫尺幅巨大，包含了眾多人物和建築細節，為研究北京耶穌會北堂的建築以及聖心瞻禮活動提供了翔實可貴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該畫似乎有意地保留了大量的植物細節，除南首甬道邊的二十棵石榴盆栽外，天主堂前的田字花壇共有花境一百八十四格，其中有一百一十六株花卉的花序和葉型清晰可見。
《聖心圖》區域性 圖中可見院南首甬道旁的紅白花石榴盆栽
《聖心圖》區域性
花卉在花境中分佈錯落有致，色彩交相呼應。細數圖中花卉，可以確定至少有十八種夏日庭院常見的植物。據康熙年間成書的園藝學著作《花鏡》所記，如要「四時有不謝之花」，則花的下種、分栽和移植需要講求天文、節氣和搭配。
《花鏡》卷五中所見之荷包牡丹
然而，縱觀《聖心圖》中所見之花草，皆為夏季植物，缺少了其他三季花卉。若按此圖配置花圃，那北堂花園很可能三季無花可賞，與中國文人理想的「四時花卉」之景有異。
北堂花園平面圖重建 王風雩 繪
由此可見，相比宮廷植物種類的繁多和稀有，北堂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庭院植物配置，而僅僅是一個夏季花卉的集錦。而且，畫中無一例外都是中國原生花卉，比如玉簪花和荷包牡丹。一七八一年，白花玉簪和紫花玉簪第一次作為藥用植物收入法國《中國藥用植物標本大典》中。此外，《聖心圖》中唯一一例的荷包牡丹，也是十九世紀才傳入歐洲，此前歐洲並不見其蹤跡。
《聖心圖》區域性
一七八一年《中國藥用植物標本大典》所收錄的白花玉簪和紫花玉簪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相比在歐洲流傳的本草類插圖，《聖心圖》中所見的花卉並沒有標註品種，也不具備植物學影象的特徵，而更多地像是一張園藝效果圖，為觀者提供一個種滿中國花卉的歐洲花境。
北京耶穌會北堂和中西植物學交流北京耶穌會北堂地處皇城西安門外蠶池口，原為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的舊宅，是北京三個耶穌會天主堂中建成最晚的一個。十八世紀初天主堂擴建時，北堂就有花園，當時 「院之南首，有園圃數畝，內建宅舍」，即「南園子」。對比康熙時期的北堂平面圖、《乾隆京城全圖》以及現藏於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北堂全景圖》，北堂的花壇和南首用於擺放盆栽的甬道應該在一七五〇年完工，而整體格局在一七七五年天主堂移交法國遣使會後，並無太大變化。
十九世紀早期 北堂全景圖 紙本設色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藏
據書信所記，傳教士巴多明和湯執中都曾在南園子中嘗試培植西洋花草。從時間上看，一七四〇年抵京的湯執中很有可能是北堂花園擴建的參與者。作為專業的植物學家，他除了向歐洲介紹中國植物外，還和巴黎、牛津、倫敦、聖彼得堡等地的科學機構建立了聯絡，並用各地寄來的種子在清宮園林中成功培養了含羞草、銀蓮花、大小旱金蓮等歐洲花草，轟動一時。
湯執中對中國植物的收集滿懷興趣且有著嚴謹的科學態度，而對人工培育的園藝植物卻並不關注。
《本草品彙精要》中所收錄的紫玉簪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除了風乾的植物種子和標本，湯執中還向歐洲寄送了定製的《本草綱目》插圖，體現出其作為植物學家的關注重點。
基於此種原因，十八世紀中前期，歐洲植物園中所擁有的中國園林植物屈指可數。據十九世紀俄羅斯公使館駐京醫生兼漢學家貝勒的統計，一七八〇年以前歐洲所引種的中國園林植物僅有石竹和蜀葵兩種，其他均為非園林植物。
嘉慶八年圓明園《芳碧叢保合太和殿地盤樣》區域性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十八世紀下半葉，中國園林植物開始大量出現在歐洲庭院。這裡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北堂傳教士、植物學家南韓英。一七六〇年，南韓英來到北京，接替三年前病故的湯執中。他雖然延續了湯執中時代的傳統植物學活動，但工作重心逐漸轉移至中國園林植物、器物和中草藥學。此外，南韓英曾在一七七二年與他人合作完成設色植物畫冊《中國的植物、花卉和樹木》，並於一七七四年一月寄回巴黎，相信是用來補充其之前所發的文章。透過對比可以發現，該畫冊花卉類的插圖大體延續了湯執中所收集的《本草品彙精要》體例，內容上與前文提到的《中國藥用植物標本大典》有重合，推測為後者的影象來源。
湯執中所收集的角蒿屬植物標本 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藏
可以說，北堂的植物學活動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後出現一個很大的轉變，重點從隨機的野外植物收集、中國原生植物系統介紹，逐漸轉移到對中國園林花卉、果木以及園藝技術的移植和推廣上。這種轉變，與傳教士的更替、法國重農主義的興起等時代背景密不可分。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