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可謂碩儒，無緣由去八卦某些人。大唐自安史之亂，元氣大失，起死乏術了。究其原因，玄宗所至。開元時期的明君，到天寶時期的昏君，所謂“由來漸矣”。述安祿山與楊貴妃，意在揭玄宗之昏。其在玄宗眼皮子底下，亂作亂為，玄宗卻插科打諢地跟著樂。其情可知也。

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如其治學般嚴謹，且需經“聖覽”，更知為尊者諱，若後之讀史者以為“八卦”，只能說唐玄宗昏庸的可以。

司馬光所述者，唐玄宗更有過之。安祿山與楊貴妃所為更有不便直敘者。

司馬光是皇帝的老師，教育皇子的各類文化知識，政治統治學問是最關鍵的課程，他親手為皇帝編寫了這部歷史書透過古代歷代帝王的興衰汲取歷史教訓！唐玄宗回馬楊妃死，這個例子比較有代表性！他希望皇帝將來不會犯這樣的錯誤！資治通鑑，資：問，治：統治政治，通鑑：學習借鑑，！

司馬光一本《資治通鑑》，篡改歷史的地方比比皆是，對這樣一位大文豪、政治家、史學家，作為後人，本沒資格對他說三道四。不過，就《資治通鑑》的歷史選材來說，我認為，司馬光以個人價值觀為導向，胡亂篡改事實，應該受到批判！

司馬光在這些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增加了楊貴妃給安祿山“洗三”，更赤露露地說，安祿山自由出入宮禁，通宵達旦，貴妃宮裡傳出“醜聲”，公然把猶抱琵琶的傳說，定性為姦情。

如果單純是一部小說，無可厚非，清人蔡東藩的《唐史演義》，描寫得更活色生香，人家很明確：我這就是小說！但《資治通鑑》作為歷史著作，不但採信毫無根據的民間傳聞，並且堂而皇之地加以改編，是一件極不負責任的行為！清代史學家袁枚，就曾經因此痛斥司馬光，以村巷俚語，玷汙皇室宮闈！

事實上，司馬光的劣跡不止這一處，連本朝的歷史，他都改寫過。比如“金匱之盟”和“杯酒釋兵權”，這兩件事都是假的，是司馬光根據個人的筆記，然後加上自己的藝術加工，最後被他冠以一頂“正史”的大帽子，堂而皇之地載入《資治通鑑》。

這因為如此，後世史學家，對《資治通鑑》的歷史價值，存在很大爭議，甚至有人因此認為，司馬光的人品值得懷疑。

那麼，司馬光為什麼費盡心機地“八卦”楊貴妃與安祿山的關係呢？我認為，可以從史學家的嚴肅性，批判司馬光，但司馬光肯定不是蘭陵笑笑生，更不是取悅於低階趣味的地攤作家。所以，他這個舉動，肯定有很強的目的性。他的目的無非有如下三點：

袁枚指責司馬光，以“村巷俚語”為史是對的，但說他玷汙皇室，有點冤枉他，起碼司馬光的意圖並非如此。恰恰相反，司馬光是在為唐玄宗遮醜。

儒家思想的僵化，始於北宋，盛於南宋，到了明清則完全僵死。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的歷史，但凡有一個昏君，身邊必有一位誤國的女人。夏桀有妺喜，商紂有妲己，周幽王有褒姒，隋煬帝有蕭皇后，唐玄宗有楊貴妃。

歷史真的有那麼巧合嗎？其實都是扯淡，身居後宮被圈養的女人，頂多妃嬪之間使使絆子，朝政之事，她們哪有參與的興趣，更沒有資格。要說女人誤國，武則天把李唐都乾沒了，咋沒人說她呢？

說到底，都是借用儒家思想，君王是不能有錯的，那是天，是神，形象不容玷汙。所以，君王好色，不是君王的錯，是女人色誘，紅顏禍水，誤國的是她們。

為了襯托紅顏禍水的危害，總要下點筆墨嘛，比如好妒、好奢、殘害後宮、陰險毒辣、干政，甚至連淫亂罪都被套上。似乎只有如此，君王的責任就會被洗得乾乾淨淨。

司馬光雖沒必要為唐玄宗做辯護人，但唐玄宗的身份，讓司馬光這個封建衛道士，不得不為其隱晦。

大宋自宋真宗以後，太后干政的現象比較嚴重，尤其是宋仁宗時期，劉娥離皇位半步之遙，連龍袍都穿了。

唐朝被武則天攔腰砍斷，兩漢外戚專政，這些歷史，作為史學家，司馬光耳熟能詳。一貫維護封建道統的他，其實對太后垂簾的現象，是充滿憂慮的。可大宋當時的實際情況，要麼皇帝身體狀況不行，要麼皇帝年幼，偏偏又碰上幾個強勢的皇太后。

包括司馬光在內的朝臣，是相當的矛盾，客觀上，太后不得不幹政，主觀上，大臣們很不希望女人干政。

可是，這件事不能說，一個字都不能說，否則肯定被政敵一棍子打死。以《資治通鑑》女人是禍水的說教方式，來恐嚇和暗諷，恐怕是司馬光唯一能做的。

皇帝好色一點都不稀奇，除了漢哀帝這樣的“斷袖之癖”的人，歷史上不好色的君王，一隻手就能數過來。

一是有便利條件，天下女人都是皇帝的備選。按照法律規定，適齡女子不經選秀，不得私自嫁人，所以，後宮充實，皇帝想不好色都難。

皇帝好色還有一個名正言順的理論依據：為保皇嗣興旺。在古代，這是一條共識，現代人覺得這是很混賬的理論，古人以為這是天理。為了子嗣興旺，必須多妻妾。

法理上有保障，主觀上有積極性，皇帝的荒淫往往一瀉千里，攔都攔不住，怎麼辦？靠恐嚇！紅顏禍水恐嚇！注意咯，不節制就會被女人弄亡國！

宋皇也一樣，比如宋真宗的劉皇后（劉娥），是個嫁過人的女子，被好色的趙恆相中，宋仁宗為張貴妃多次違法禮法等等。

綜上所述，司馬光編造楊貴妃與安祿山的曖昧史，從史實角度應該受到批判。但他這麼做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考量，是有意為之。如此看來，司馬光把政治家的本性，捲進了學術界，這其實也是當時的一個時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