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夏商的關係可以參照中世紀的歐洲羅馬教廷與西歐諸國的關係理解。

現代很少有人研究夏商周之政體，而一味以奴隸制概括。實際上西方歷史學術界的原始、奴隸、封建的斷代，並不適合東方社會。

夏朝是政教合一的國體。國家元首也是最高祭司，是太陽神。既是世俗的統治者，也是神的最高者太陽神。

商湯革命實際上是宗教革命，結果就是形成了王權和神權的分離。商湯是王權的代理。伊尹是神權的代理。傳說伊尹曾是夏桀的廚師，那時廚師地位是相當高的，從鼎作為一種炊具成為王權國家象徵就可看出來。商湯在時，王權可以壓制神權，即王族控制祭司階層，湯去世後，伊尹攝政，即神權壓制王權，整個商的歷史從此就是王與神的鬥爭，盤庚遷殷就是要擺脫控制在舊都的祭司，商紂搬朝歌也是為擺脫微子啟、箕子等神權祭司控制。這個過程類似中世紀西歐的加爾文宗教改革。

周武王伐商，也是一場宗教革命。世俗王權終於壓倒神權。周公以禮治國。神退出歷史舞臺。此過程，類似於西歐文藝復興。

我早就說過。說文解字裡把大禹的禹字解釋為：通蟲字，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禹字在上古時期通巫。大禹就是大巫。再看這個夏字，其實是禹字上面加了一個日字。這是代表了王權天受的意思。上古時期這個天其實就是日。而夏之一朝王權在天，大禹就是祭天的大巫。那麼大巫為什麼會成為奴隸制王權的奠基人呢？我前面就說過，上古時期是各個部族鬆散的氏族聯盟，堯舜時期是民主推選制度，隨著祭祀文明的興起。華夏文明逐漸產生了一個新的權利階層，那就是：祭司群體。參考一下古代希伯來人的士師文化，就可以知道：祭司群體逐漸取代了部族民主推選制度，成為了一個新的統治階層。而這個階層藉助自然災變，發動戰爭，建立了奴隸制政權。那麼，商朝為什麼這麼仇恨夏朝呢？因為屬於東夷文化圈的殷商建立了自己的祭祀文化，禹夏尊崇的神明都被推翻了，打倒了。上古時期，一個神權與另一個神權間的鬥爭，採取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徹底埋葬。那麼禹夏神權徹底終結了嗎？當然沒有。只需要看一下上古時期的巴蜀文化圈，就能找到禹夏文化的傳承。當然了，巴蜀文化絕對不能和禹夏文明劃等號，它還收到南亞，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但是：巴蜀文化肯定具有禹夏文明的深深烙印。

商是良渚（虞舜，良渚的皇室主體）北遷後形成的東夷建立，而夏是由良渚向西北遷徙的一支（可能是禹的母系，大禹陵在浙江紹興會稽山，良渚地盤）與中原文明（炎黃系）融合後建立。這樣應該比較好解釋為什麼商推崇舜，對商來講，虞舜才是它的直系祖源。

僅就甲骨文中沒有夏字問題略答。

《甲骨文中夏朝的蛛絲馬跡和權威觀點》

甲骨文中尚未發現夏字，使人們愈加疑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其實在甲骨文中或許能夠尋到夏朝的蛛絲馬跡。

有學者認為甲骨文中“西邑”二字指的是夏。西邑字面的意思就是”西邊的城”，而在先商時期，夏城就在先商地域的西方。

下圖

甲骨文中含有西邑文字的文句

根據在《尚書》中。《尚書·太甲上》：“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這裡的“西邑夏”就是指夏。以”夏”字注“西邑”，而”夏”是後人對前朝給出的名字。在甲骨文時尚未命名為夏，故甲骨文只寫西邑，西邑就是夏，後人就叫西邑夏。同樣的內容在《禮記-緇衣》和《清華筒-尹誥》也有。意思很簡單論證很複雜。

下圖

甲骨文西邑字樣

有趣的是，這一觀點，不謀而合地得到權威大家的支援。

去年網路流傳一篇文章《李學勤：確定了！甲骨文上的“西邑”，就是夏朝》（高天明月） 文章很長，狀似李學勤就清華簡研究成果的專題發言的文字稿（但是通篇沒有出現李學勤字樣）。李學勤在談到東晉本《尚書》的真假問題時提到了甲骨文“西邑”的二字的判斷。

文中有這麼一段話（原文貼上）：

《禮記·緇衣》則有不同，且多引了一段《尹誥》：“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後兩句或以為不是《尹誥》原文。自鄭玄以後，歷代的註疏家對於這一段話有種種解釋，但都無法講通，而且都承認不好懂。這段話很古奧，”西邑”見於甲骨文，現在看來就是夏。不僅如此，而且《禮記·緇衣》也有不同的本子。鄭玄說：“見或為敗，邑或為予。”邑和予古文字形接近，當是抄錯為予字。現在清華簡作“尹念天之敗西邑夏”，這句話就好懂了，而且這裡確有“敗”字，說明鄭玄所見本是有道理的。

假如上文“西邑”確係李學勤判斷，那麼甲骨文中”西邑”作夏解，已經成為學術界的權威觀點。

參考文章：

《甲骨文中還未釋讀出“夏”字，很有可能的是商朝不稱呼前朝為夏》

（史下柱）

中國最早的文字就是甲骨文，也是從商朝時期才有的，可是在甲骨文中並沒有提到過夏朝，所以夏朝是否真實存在，如今還沒有定論，現如今還僅僅是推測。支援夏朝是真實存在的有以下三個理由：一、商朝就出現了比較成熟的文字，證明了在商朝之前還有一個朝代；二、商朝多次遷都之後，還能夠持續發展，說明商朝之前還是發展比較好的；三、商朝之前的一個朝代有可能並不叫夏朝，所以甲骨文中才沒有提到過夏朝。

原先說沒夏朝，夏字，是由於沒人解讀出來，那到底有沒有夏字，夏朝，只能看專家的解說，我們一般人沒法考證，下面列李元星前輩的《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書，看看他的說法：

上面的兩種寫法不同，是因為古文字不是特別規範，有省筆、加筆的現象，導致一字多形。

李元星前輩在書中列舉了關於夏朝的研究

其中，夏桀就出現過，只不過原先人們翻譯為“馬乘”，“望乘”，其實是“夏桀”，

承前啟後，夏朝結束就是商朝，商湯推翻了夏桀的統治。

商代甲骨文沒有提到夏朝，是因為當時商對夏的稱呼不是現在的夏。所以我們不能從甲骨文中確認夏朝。夏朝是周朝確認下來的朝代，也就是說周朝承認夏朝而商人不承認夏朝。不承認自然不會記錄在甲骨文上。夏朝和商超是什麼關係呢？以我認為商朝是土著政權，就是從原始部落發展起來的政權，信仰女媧大神。夏朝是外遷的外來政權，夏朝的歷史比商朝久遠的多，但是由於是外來戶所以商朝並不認為夏朝更古老。在華夏這片土地上先有商後有夏，這就是他們的關係。但是作為夏朝延續的周朝當然要寫夏朝早於商朝了。所以沒有發現夏的歷史證據，其實永遠也不會發現夏朝的歷史證據，但史實卻是有夏朝，而且夏朝比商朝古老。

甲骨文中雖然有夏這個字，但是尚不能斷定是指夏朝，因為到目前為止，夏作為一個文明的存在是可以找到一些證據的，但是作為一個朝代，證據還遠遠不夠。所以，甲骨文中沒有提到過夏朝，這是目前的研究成果。

但是題目中說推崇舜，這個卻是沒有聽說過，題主可以提供一些證據。

至於說夏商的關係，應該是存在一個並存時期，但後來夏逐漸衰落，而商則發展成為第一個朝代。

我們從甲骨文的研究中得到了大量關於商朝的社會，政治，軍事，生活等各方面的資訊，關於斷代，商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我們發現大量甲骨文和青銅器的時期，實際是晚商時期，也就是盤庚遷殷之後的時期，大概300餘年。這段時期我們發現了大量的甲骨文，記錄也最為詳細。

而盤庚之前到湯這個時期，叫做早商時期，這個時期的甲骨文出土很少，青銅器也比較粗糙。關於這個時期的記錄主要是後代甲骨文祭祀中所描述的事蹟，而傳說中湯滅夏也是在這個時期之內的，所以按說在後世的祭祀中應該大肆宣傳，因為商滅夏的功績遠遠大於其他商王的功績。

然而，我們並沒有發現這樣的祭文，所以對夏是否真有這麼大的影響是嚴重懷疑的。如果夏是第一個天下共主的朝代，那麼湯的開國功績為什麼後人不提？

在湯之前，還存在一個先商時期，這是指商朝建立之前的一段時期。這個時期基本與傳說夏朝時期相當，實際上是商朝前期的發展。

實際上，在商朝建立前，乃至建立後，中原地區都存在著大量的大小不同的文明，也稱作萬邦時期，類似於西方的城邦文明。而商也只是其中一個，夏很可能也只是其中一員而已。而隨著發展，夏可能逐漸衰落了，而商卻不斷壯大，不斷簡併周圍的小文明。夏可能只是其中一個，甚至在商到來之前已經沒落了，因此在商的記載中，根本不值得大書特書。

而後世司馬遷記載的夏朝，更多的可能來自傳說，來自對諸夏文明的嚮往，而並非真的存在一個夏朝。

夏商並存是肯定的。無論是史記殷本紀還是古本竹書紀年都有很多夏商共時的記錄，以至於夏中晚期的多位夏王，除了記同期的商王事蹟，本身無事可記，這部分夏史料與其說是夏史，不如說是用夏王記年的商史。

即便是商史，卻使用夏王記年，這一細微之處卻反映了一個重大的觀念：天命-法統。無論夏、商的相對實力如何，真實的政治關係如何，在同一時間內只能有一個合法的最高權力。夏商之交，並不是兩個政體的存亡，而是最高權力的交替。

事實上，至遲從商湯起兵討伐夏及其屬國的那一刻起，當時的中原大地就並存著兩個敵對的政體或聯盟，直到商湯完成滅夏大業之後才重新確立了至高無上的權威。

類似的，在殷商晚期，可能從武乙暴斃於渭河之濱，到文丁殺季歷那段時間，周便與殷商誓不兩立，各自擁有優勢地區的完全獨立權力。

這種類似的情況還很多，如三國、宋遼金西夏蒙古、清與南明。

“法統”唯一的這種觀念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兩河文明的蘇美爾王表，按照順序記載的王世相加，遠超蘇美爾文明的上限，原因是作者把同時並存的許多政體首腦視為前後相繼的唯一王世。出土的大量泥板文書證實，許多王世其實是並存的。但王表作者處於一統的觀念，把並存的王世排列成了前後相繼的序列，這也許是人類共通的簡化、線形思維方式的一種體現

由於甲骨文、金文這種同時代的文獻材料出土數量比較有限，最早者也沒有早於殷商晚期的，所以我們沒有夏商並存時期的第一手材料驗證兩者之間的實際關係。

所以夏商時期的政治關係只能通過晚至千年以上的後世文獻來推斷。準確性自然是有限的。我甚至不能確定，夏商時期是否存在“法統”唯一的觀念。以及，夏本紀中夏年記商史這種做法是否暗示了更為駭人的真相？

不過，從甲骨文記錄中，我們可以一瞥當時的政治現實。包括周方在內，商與各地方政體（方）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時戰時和。關係好的時候聯姻、召喚、取物，甚至為商王占卜，惡劣的時候則動以刀兵。整合程度相當有限。甲骨文中甚至有稱王的，關係還算友好。這說明，至少在殷商時期，“王”的稱號並不是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殷商自稱“大邑商”，用今天的話語翻譯就是大城市商，不是大國商，更不是天朝商。暗示當時的政治觀念還沒有發展到法統唯一的程度。

其實到了西周時期，金文中也有稱王的，說明法統唯一的觀念是逐步發展出來的。我懷疑殷商晚期的幾位商王開始改稱“帝某”，以及“唯王X祀”的記年增多，可能是天命法統觀開始萌芽的表現。

說回來，甲骨文記錄表明，最早開始稱王的商先祖是王亥，亥字在甲骨文中常用上鳥下亥的合文，完整表達應為“王鳥亥”；此後還有王恆等。王亥是商湯的六世祖，與夏後洩同時。說明此時的商已經是獨霸一方的勢力。

而在夏本紀中，夏後與商族首領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最早的契為舜封到商地，算立國；後有相土服馬；冥為夏司空，治水而亡。到了王亥以後，就不存在什麼關聯，沒有看到商族領袖為夏後服務的記錄，暗示出商與夏慢慢疏離的一些脈絡。

綜合來講，可以比較安全地說夏商是並存的。雖然按照後世的天命法統觀，是不可能同時存在“夏朝”和“商朝”的。問題關鍵在於，“朝代”這個詞語所代表的天命法統觀在夏商時期很可能還未產生。當時的政治現實很可能是，同時存在若干個以某一“邑”（城邦）為核心的鬆緊程度不一的聯盟體，有戰有和，勢力有起有落，也許存在某個時期的一“霸”或名義上的“上國”，但天下共主的觀念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不能用“朝代”這個比較晚近的觀念去套那個時候的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