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以文御武的好處極為明顯，對於維護專制統治大有好處。

武將的重要性體現在什麼時候？一般都是一國開國時或遇到危機時，這個時候國家需要武將，而一點國家安定了，武將的價值就大大降低了。

在中國，有一句最能體現這個意思：

相對於武將的生存週期短暫，文官就更不同，國家任何時候都需要文官，而且是天下安定，治理天下更需要文官。

武將真正輝煌的時期，一般只出現打天下的創業階段，一旦這個階段結束，國家對武將的限制措施就要出臺，以文御武便是常態現象。

簡單說，重文輕武或以文御武，在政治本質上其實是進步的體現。

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除了社會國家發展的需要限制武將外，抑制武將的另一大教訓便是它是中央集權最大的潛在威脅。

歷史上出現武將割據反叛，甚至改朝換代的例子數不勝數，宋代的以文御武雖然造成軍隊戰鬥力低下，但是成功的避免了武將反叛地方割據的痼疾，這一點你不得不承認。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明代延續了宋代的做法。

在科舉制度下，文官統治官場，文人士大夫便是社會的精英，主導整個社會輿論，甚至是歷史的書寫者。

文官集團和武將集團為了爭奪利益不可避免會發生衝突。

歷代士人對宋太祖抑制武將的做法都表示贊同，甚至將之美化為“杯酒釋兵權”。

以文御武，不但是統治者的需要，更是整個文官集團的需要。

嚴格來說，以文抑武並非從宋朝才開始。只不過宋朝之前文武分途並沒有後世那麼明顯，出將入相是常態。比如李靖，是名將，也是宰相。

1，“文武分途，以文抑武”之所以能夠實行，關鍵在於科舉制的創立。

是科舉制完成了中國文官制度的建立，同時宋朝也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文官政治。

打天下需要武將，但打下天下後武將便成了皇權的威脅。

宋朝之前，禪讓篡位均由跋扈的武將與權臣所造成，趙匡胤本人就是篡來的天下。

宋朝大興科舉，使武人不再有參與朝政的機會，也使武人的地位大大下降。

“好男不當兵”！

2，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以文抑武其實是歷史的進步

文官政治，穩定了王朝的政局，從宋朝開始中國古代不再有禪讓和篡位。

文官政治，直到今天都是世界主流，軍政府常常不被視為一個國家的常態。

3，至於明朝以文抑武，其實與宋朝的情況差不多。

為了避免漢唐“州牧”“藩鎮”割據導致天下分裂的局面，朝廷一樣要大興科舉，以科舉取士，防止武人進入朝廷。

總之，朝廷內部的穩定，與對外開疆拓土，對於古代的皇帝來說其實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與世界其它文明相比，中國的政治過於早熟，過早的文官政治削弱了帝國的戰鬥力，以至於對外常常表現為“軟弱”和“守成”，而這也是宋明亡於外族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初期文武不分家，武將功臣也可以做丞相，皇權遭到極大挑戰，朱元璋有感武將威脅巨大，便廢除丞相制度，打壓武將地位，開科取士重用文人。因為進士出身的文人沒有什麼根基不像武將多以世襲為主，所以文臣比武將更容易控制也更忠心。這一點從明末武將驕縱不聽調令可以看出。

明朝原本沒有以文御武的祖制，朱元璋和朱棣以武起家，前者分封了一大批塞王鎮守邊關，後者竭力限制藩王的權利，但也提拔了一大批勳貴，兩者都十分重視軍事。文官管理的兵部擁有軍政權（對武官的定期考核），武官勳貴的五軍都督府擁有軍隊指揮、管理權，這一階段文武基本平衡。

真正的轉折點是土木堡之變，勳貴武將階層全軍覆滅，從此一蹶不振，再也無法抗衡文官集團。

土木之變後，由於勳貴武臣死完了，使得五軍都督府無法承擔京師防禦戰的指揮領導責任，從而直接導致以于謙為主的兵部文官們變成主導，進而為之後的五軍都督府、兵部的軍權發展產生影響。

以于謙為代表的兵部，地位迅速上升。總督軍務、掌握兵戎、總兵之權，實際上都是之前五軍都督府所掌握的軍隊的管理權和指揮權，現在均由於謙一人掌握。且在此之後于謙與石亨共同主導京營軍隊的改制，將五軍、神機、三千等營，抽調精軍十五萬，分十營團操，稱“團營”，與先前京營的管理上只設置宦官、武臣進行掌管有所不同，在團營的管理上，增設兵部尚書或都御使提督營務，也就是用文官提督營務。

于謙實際同時掌握兵部的軍政權，以及五軍都督府的軍隊指揮、管理權。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兵部，在奪門之變以後，于謙被害，但兵部權力上升，五軍都督府職權益衰微，卻成為歷史趨勢，直到明亡。

到明朝末年，都司衛所任命官員連呈送五軍都督府的步驟都直接省去，這使五軍都督府徹底喪失了武將官員的選拔任命權。軍隊操練和軍情聲息之事，明後期的五軍都督府也是無權干預的。因為操練軍隊、軍情聲息由各地的巡撫、總兵以及他們的下級將領負責。他們與五軍都督府沒有上下級關係，不需要向五軍都督府報告，而直接向他們的上級總督或朝廷報告情況。

明朝文官們透過自己的不斷努力最終剝奪了武將們的權利，形成了以文御武的歷史格局，考核獎懲，提拔任免，管理指揮，後勤保障都歸了文官掌控，武將們再也直不起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