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四堂”，最早當見於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一九三九年，輔仁大學出版。在該書《自序》中，唐蘭談到當時的殷墟卜辭研究史，說：“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分別指中國近代四位最著名研究甲骨文的學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羅振玉，號雪堂；和王國維，號觀堂。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一次將此四人並稱。
1951年，胡厚宣出版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陳子展為此書作《題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一詩，其中有“堂堂堂堂，郭董羅王，觀堂沉淵雪堂化，彥堂入海鼎堂忙。”一語，這應該是學術史上第二次將此四人並稱。下面就按照唐蘭所羅列的順序，一一介紹：
一、雪堂：羅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蘊，號雪堂。浙江上虞人。羅振玉。羅振玉5歲入私塾，師事乾嘉之學的名儒李岷山，研習經史文字、潛心訓詁音韻，留意金石名物，尤其傾心於經史考據之學。羅振玉15歲習作詩詞，16歲考中秀才。20歲起，更是專心研讀古代碑帖，作《讀碑小傳》一書，正式開始其著書立說的學術生涯。1902年羅振玉第一次在劉鶚家中看到殷墟甲骨的墨拓，初識甲骨文字。1906年，羅振玉出任學部參事。他利用職務之便，不僅更加廣為收集古物，也著手調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他最早探明瞭甲骨文的出土地——安陽，並考證其地為“武乙之都”。考釋文字的基礎上，羅振玉開始注重於對整條甲骨卜辭的通讀；在方法論方面，，他提出“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方法，強調對字詞的考釋，必須求其形聲義三方面的一致性。這些都給後來考釋古文字者以啟迪。
二、觀堂：王國維（1877年12月2日-1927年5月3日），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王國維最初是受羅振玉影響開始接觸甲骨文。1917年，王國維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商王世系大體正確，同時糾正了《史記》中記載的個別錯誤，證明了司馬遷的《史記》的確是一部信史。《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當時便被譽為甲骨文發現19年來第一篇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科學論文。郭沫若曾評價說：“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王國維治學做學問的最大特點，不是僅僅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是把古文字學與古代史密切聯絡起來加以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對照歷史。 創造並完善研究方法“二重證據法”，學術貢獻極大。所以，學術史上往往將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甲骨文以前的甲骨學研究稱為“羅王之學”。而事實上，作為一套較為系統的方法論。“羅王之學”包括：熟諳傳世古典文獻，利用清代乾嘉學派的“小學”即考據文字訓詁音韻的治學工具及其成果，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並結合古地理的研究，以二重證據治史學經學，完成史料之整理與歷史紀載之修正的任務。一百多年來，“羅王之學”繼往開來，影響和造就了幾代甲骨學者。
三、彥堂：董作賓（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5日），字彥堂。河南南陽人。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廣州成立。董作賓即被聘為通訊員，受命赴安陽調查殷墟遺址。回京之後，向史語所彙報了其在安陽的考察情況，受到院長蔡元培的重視。幾天後，董作賓再次受命來到安陽，主持中國考古史上對殷墟遺址的首次科學發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後，從1928年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中研院史語所共計進行15次科學發掘，董作賓參加了前7次以及第9次發掘，並多次擔任主持。殷墟發掘，是中國科學考古的發軔，奠定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基礎，培養了一大批考古學專家。1933年，董作賓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創立了甲骨斷代學。在中國甲骨學史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外，董作賓還很重視對甲骨文的描摹和書寫，他的甲骨書法，形神兼備，為書法界所推崇。
四、鼎堂：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字鼎堂。四川樂山縣人。1928年6月，大革命失敗，郭沫若流亡日本。後於東京某書店得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郭氏自詡：“在當初，我一接觸甲骨文時，那是一片墨黑的東西，但一找到門徑，差不多隻有一兩天功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此話雖不無自我吹噓之嫌，但郭沫若的確走訪了許多日本甲骨收藏家，掌握了大量的甲骨文字材料。他根據這些材料，並利用羅振玉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寫了《卜辭中之古代社會》等甲骨卜辭研究方面的著作，該文收錄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1929年8月1日，郭沫若所著《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此書標誌著郭沫若甲骨文研究的顛峰。至1932年，郭沫若在日本訪求公私各家所藏殷墟甲骨，所見者共計約3000片，本擬輯為著錄，然因多未拓存，未果。於是，郭沫若決定轉而選釋傳世甲骨，編成《卜辭通纂》，於1933年在日本東京出版。郭沫若從事甲骨文字研究，主要就是在流亡日本的十年。郭沫若治甲骨，起步較晚，但是起點很高，又引入了新的研究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方法，所以一出手就是高屋建瓴。郭沫若晚年主編大型甲骨文字著錄《甲骨文合集》，由胡厚宣任總編輯，具體負責。《甲骨文合集》共收甲骨41956片，為甲骨文字材料的集大成，為古文字及古代史、文化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海量研究資料，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甲骨四堂”，最早當見於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一九三九年，輔仁大學出版。在該書《自序》中，唐蘭談到當時的殷墟卜辭研究史，說：“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分別指中國近代四位最著名研究甲骨文的學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羅振玉，號雪堂；和王國維，號觀堂。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一次將此四人並稱。
1951年，胡厚宣出版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陳子展為此書作《題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一詩，其中有“堂堂堂堂，郭董羅王，觀堂沉淵雪堂化，彥堂入海鼎堂忙。”一語，這應該是學術史上第二次將此四人並稱。下面就按照唐蘭所羅列的順序，一一介紹：
一、雪堂：羅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蘊，號雪堂。浙江上虞人。羅振玉。羅振玉5歲入私塾，師事乾嘉之學的名儒李岷山，研習經史文字、潛心訓詁音韻，留意金石名物，尤其傾心於經史考據之學。羅振玉15歲習作詩詞，16歲考中秀才。20歲起，更是專心研讀古代碑帖，作《讀碑小傳》一書，正式開始其著書立說的學術生涯。1902年羅振玉第一次在劉鶚家中看到殷墟甲骨的墨拓，初識甲骨文字。1906年，羅振玉出任學部參事。他利用職務之便，不僅更加廣為收集古物，也著手調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他最早探明瞭甲骨文的出土地——安陽，並考證其地為“武乙之都”。考釋文字的基礎上，羅振玉開始注重於對整條甲骨卜辭的通讀；在方法論方面，，他提出“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方法，強調對字詞的考釋，必須求其形聲義三方面的一致性。這些都給後來考釋古文字者以啟迪。
二、觀堂：王國維（1877年12月2日-1927年5月3日），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王國維最初是受羅振玉影響開始接觸甲骨文。1917年，王國維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商王世系大體正確，同時糾正了《史記》中記載的個別錯誤，證明了司馬遷的《史記》的確是一部信史。《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當時便被譽為甲骨文發現19年來第一篇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科學論文。郭沫若曾評價說：“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王國維治學做學問的最大特點，不是僅僅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是把古文字學與古代史密切聯絡起來加以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對照歷史。 創造並完善研究方法“二重證據法”，學術貢獻極大。所以，學術史上往往將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甲骨文以前的甲骨學研究稱為“羅王之學”。而事實上，作為一套較為系統的方法論。“羅王之學”包括：熟諳傳世古典文獻，利用清代乾嘉學派的“小學”即考據文字訓詁音韻的治學工具及其成果，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並結合古地理的研究，以二重證據治史學經學，完成史料之整理與歷史紀載之修正的任務。一百多年來，“羅王之學”繼往開來，影響和造就了幾代甲骨學者。
三、彥堂：董作賓（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5日），字彥堂。河南南陽人。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廣州成立。董作賓即被聘為通訊員，受命赴安陽調查殷墟遺址。回京之後，向史語所彙報了其在安陽的考察情況，受到院長蔡元培的重視。幾天後，董作賓再次受命來到安陽，主持中國考古史上對殷墟遺址的首次科學發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後，從1928年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中研院史語所共計進行15次科學發掘，董作賓參加了前7次以及第9次發掘，並多次擔任主持。殷墟發掘，是中國科學考古的發軔，奠定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基礎，培養了一大批考古學專家。1933年，董作賓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創立了甲骨斷代學。在中國甲骨學史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外，董作賓還很重視對甲骨文的描摹和書寫，他的甲骨書法，形神兼備，為書法界所推崇。
四、鼎堂：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字鼎堂。四川樂山縣人。1928年6月，大革命失敗，郭沫若流亡日本。後於東京某書店得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郭氏自詡：“在當初，我一接觸甲骨文時，那是一片墨黑的東西，但一找到門徑，差不多隻有一兩天功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此話雖不無自我吹噓之嫌，但郭沫若的確走訪了許多日本甲骨收藏家，掌握了大量的甲骨文字材料。他根據這些材料，並利用羅振玉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寫了《卜辭中之古代社會》等甲骨卜辭研究方面的著作，該文收錄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1929年8月1日，郭沫若所著《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此書標誌著郭沫若甲骨文研究的顛峰。至1932年，郭沫若在日本訪求公私各家所藏殷墟甲骨，所見者共計約3000片，本擬輯為著錄，然因多未拓存，未果。於是，郭沫若決定轉而選釋傳世甲骨，編成《卜辭通纂》，於1933年在日本東京出版。郭沫若從事甲骨文字研究，主要就是在流亡日本的十年。郭沫若治甲骨，起步較晚，但是起點很高，又引入了新的研究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方法，所以一出手就是高屋建瓴。郭沫若晚年主編大型甲骨文字著錄《甲骨文合集》，由胡厚宣任總編輯，具體負責。《甲骨文合集》共收甲骨41956片，為甲骨文字材料的集大成，為古文字及古代史、文化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海量研究資料，功在當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