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荀子是戰國時期儒家學說的最後一個儒家，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這很有道理，也有人說，荀子是儒家的叛徒，因為他培養了兩個很牛的法家的代表人物。一個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一個是法家思想的實際運用者，李斯。這也很有意思。

我們知道，儒家學說在本質上是人學，是研究人的意義和人的價值的學說。既然是研究人的意義和價值的學說，在邏輯上必然要回答人是什麼，人性是什麼的問題。只有回答好這個問題，儒家學說的政治、社會思想，才有根據。孟子和荀子的不同，就在於他們的人性論的思想的截然相反的看法。

孟子是主張人性善的。孟子認為，人天生就有善的萌芽，這叫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這四端，這四端對應著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觀念，這四種道德觀念不是誰給你的，而是人生下來就有的，這叫做良知、良心或者良能。所以，人天生就有做善事的衝動和能力。之說以有不善的行為，那是因為我們的四端被慾望和外界環境矇蔽了，只要找回自己的四端並好好地存心養性，大家都能做堯舜那樣的聖人。

在性善論的邏輯之下，孟子主張仁政，主張實現王道理想。基於性善論的邏輯，國家治理必然是德治主義。

荀子的人性論與孟子恰好相反，荀子認為人性惡。荀子說你看人性是多麼惡劣啊，爭奪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慾望是赤裸裸的，人的本能就是趨利避害。那麼人的善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後天的學習和教育來的。從人性惡的邏輯出發，國家的治理必然是走向法治主義，因為人心不足蛇吞象，只有用法治才能約束和規範人的惡的慾望，所以，荀子的性惡論發展成為法家的法治主義。

不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雖然是相反的，但是他們對人的境界的養成確實殊途同歸。孟子主張找回自己的內心，存心養性，這樣人皆可以為堯舜，而荀子主張，後天的約束和學習教化，也可以讓人走向善的軌道，所謂塗之人可以為禹。

為什麼 孟子的學生屬於儒家陣營，而荀子的學生不屬於儒家陣營？

孟子和荀子都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於兩者對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繼承發展的程度不同，特別是對儒家倫理思想的解釋不同，導致了孟子的學生屬於儒家陣營，而荀子的學生，則涇渭分明，有的屬於儒家陣營，有的不屬於儒家陣營(有的後來成為法家的代表者)…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基本上全面繼承發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理論基礎是倫理思想，其它，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

孔子的倫理思想很龐雜，但是，對人性並沒有明確的解釋。孔子對人性的解釋是:“性相近，習相遠也”，基本上也是“性善論”。而孟子則明確提出“性善論”(人性本善)，進而政治方面主張:“仁政”，強調德治教化，反對苛政……因此，後來都以“孔孟之道”來稱呼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是戰國時期繼孟子之後的儒學大師，又是樸素的唯物主義者。是孔子以後儒學八派的荀子學派的一代宗師。

荀子在人性論上與孟子截然相反，主張“性惡論”(人性本惡)，進而政治上主張王道和禮法並重，強調禮治和法制相結合，特別是主張發展經濟，重視人的正當的物質需求。(荀子的儒家思想融合了法家等思想)

荀子的思想，反映了戰國時期走向統一和學術思想融合的趨勢。著名歷史人物李斯和韓非子都曾經是荀子的學生，後來，李斯和韓非子都成為法家的代表人物。因此，荀子的學生，要麼是儒家，要麼是法家，涇渭分明。

所以，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由於兩者對儒家思想繼承發展的程度不同，特別是對儒家倫理思想(人性論)的解釋不同，導致孟子的學生屬於儒家陣營，而荀子的學生則涇渭分明，有的屬於儒家陣營，有的不屬於儒家陣營(有的後來成為法家的代表人物)！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荀子的學生很多，但是最出名的兩個是法家人物，因為這兩個人，大家就忘了荀子的其他學生仍舊是儒家。這有點像自由搏擊，前三名或前四名大家會認識，但說到八強、十六強，基本上腦袋裡空空如也——我就是這樣。

早期法家脫胎於儒家，墨家也脫胎於儒家。據考證，楊朱很可能也跟墨子一樣出自於儒家，但最後都自立門派。可以說，早期的學術爭論是不一樣的，即使是儒家內部，爭論也很激烈，非常具備批判性精神。

吳起是曾子的學生，我們在《史記》中看到勸諫君王的吳起說辭和儒家一樣，他重視信用，商鞅立木為信就是學的吳起，而儒家極為重視傳統的信，有無信不立的說法——我們現在出土的春秋戰國器物常常刻有“忠信”（中信）二字。

李悝是子夏的學生，魏文侯時候的魏國和齊、魯以及楚、越一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傳播基地。當時段幹木、田子方、范蠡等人都是子夏的學生，商鞅也曾經在魏國待過，而吳起、李悝正是商鞅霸道思想的來源。後來商鞅改用霸道，便和儒家決裂了，早期儒法師徒關係被打破。

韓非作為荀子的學生，也作為法家之中最具哲理思想的人，是唯一一個能划進中國古代哲學家行列裡的人，這跟荀子有莫大關聯。

至於一個老師教出什麼樣的弟子，只要看看古今中外的不同學派演變就知道這屬於正常現象。

其因在於孟子繼承了儒家思想規範，而荀子傳承了開拓使得儒家智慧實在應用，真正繼承儒家思想.智慧兩人都做好了，孟子守規，荀子發揚開拓了儒家思想的價值，家裡家外一家人，少林寺還有俗家弟子呢，也是少林弟子呀。

其實荀子是對孔孟的有效補充。善惡之分把他們區別對待、對立起來是人們簡單化、標籤化、極端話的結果。

社會進步的動力不僅來自探索未知、提升自己的德治要求，也來自多樣性的競爭的要求。孔子的“忠恕”“推己及人”都是以尊重人為出發點的，這就是德治產生基礎。但從多樣性和競爭的角度來說孔子是有缺陷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獨尊儒術但最終仍然是征伐不斷的原因。

其實，惡是相對的，他的本源也是善。在競爭的環境中，不能愛護自己、保護自己、趨利避害，根本就無法生存，更談不上發展。所謂惡就是過度的愛己而侵害了別人的利益，或者過度放縱影響了自己和別人的發展。人也有多面性，既有積極上進、助人為樂的一面，也有消極散漫、損人利己的一面。這就是“不以規矩不成方圓”的原因。承認社會的競爭性、人的多面性、消極方面，規範個人行為，使個人發揮更好的作用，最大化公眾效用。是法家學術的基礎、要求和作用。荀子只是把孔子的部分要求進行了充實發展。《大學》就有“有斐君子，如切如搓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也是要求規範自身行為的。

實際上儒家和法家都是以最大化個人和社會作用為目的的學術，也都承認人的可塑性。區別是一個以尊重人、以啟發人的自覺為手段，另一個是以外界強制干預為手段。只是作為理論基礎的善惡在人們的觀念裡是如此格格不入水火不容。才影響了人們對他們理論的理解。孟子的學生和荀子的學生只是進一步的“叩其兩端而極焉”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