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官場顯的不合時宜，是許多高階知識分子共同的悲哀，蘇東坡如此，李白如此，杜甫如此，蘇東坡生性樂觀豁達，學富五車，他們不是看不透官場人心，而是他們不願也不想隨波逐流，和光同塵，同流合汙，這也算是知識對天才或高階知識分子的一種“毒害”，他們博覽群書，學通古今，深厚的學識及文化底蘊，讓他們養成了高於世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他們形成了特立獨行的精神世界，我們做為凡夫俗子，芸芸眾生，一生追求不外乎吃喝玩樂，蠅蠅苟苟，追名逐利，我們一生只顧眼前得失，因為我們沒有掌握更多的學識，我們的眼界受限，看不到或沒有能力達到更高的層次，我們只能得過且過或怨天尤人閃渡過短暫的一生，而蘇東坡們有著更高的道德理想追求，他們的良心或者責任感不允許他們隨波逐流，他們的一生終將異於常人，而在我們常人世俗的眼中蘇東坡們是那麼的特立獨行，一生被世俗所放逐！

蘇東坡有才，王安石讚譽其“不知更幾百年才出如此人物”。然而就是這樣一等一的人物卻歲月失於道路，命運困於黨爭，生活寄於風雨，襟懷奉於蒼生。才大遭嫉，揮之不去；雖為文雄，言禍偏來；真話雖貴，當權難容。如此人生困頓，說其不合時宜也算匹配。當然不合時宜僅僅是客觀狀況的表述，絲毫沒有人生價值的判斷。就是這樣的困境，蘇東坡也能曠達接受，豁達樂觀。比如吃不起牛羊肉，就搞出來了紅燒肉的經典招牌菜“東坡肉”。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中國知識分子入尊儒，出偱道， 自釋於當下。儒釋道共同構成了知識分子獨特的人文精神。在“學而優則仕”和萬物皆空的矛盾之下，蘇軾能夠隨緣就勢找到自適的心靈慰籍。樂觀或者說苦中作樂中找出一條自適的道路，可謂是特立獨行。這差不多是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畫像。有機會就求功名沒機會就求心靈。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即位後，宰相趙普建議採取“杯酒釋兵權的策略”解除武將的兵權。這標誌著宋朝進入了一個重文輕武的時代。按理說蘇軾是宋朝最有文學才能的文臣，他的一生應該是順風順水的，但是事實卻相反，他一生仕途坎坷、命運跌宕，屢遭貶謫。這難道是歷史的誤會嗎？追尋原因，這的確跟他滿肚子的不合時宜有關。

蘇東坡的不合時宜主要表現在官場上，誰掌權他就和誰針鋒相對。其一,王安石任宰相時，為振興北宋王朝，在宋神宗的支援下，王安石開始變法，雖然變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於太過激進，從而遭到了官僚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這其中便有蘇軾。蘇軾認為道德和風俗才是國家存亡之根本，他建議透過社會各個階層自行調整來改變社會的衰敗趨勢，變法應該在平穩中進行。蘇東坡的行為引起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的不滿，王安石指示大臣對他進行彈劾，蘇軾結果兩次被貶杭州。

遭到貶謫後，蘇東坡依舊不改本性，堅持反對新政。神宗元風二年，蘇東坡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上疏“上神宗皇帝疏”和“再上神宗皇帝疏”表達自己的立場。由於他的堅持導致青苗法完全癱瘓，窮困百姓的欠款和利息得以一筆購銷，人民群眾的生活壓力得到了緩解。

元風二年六月，變革派李泌、蘇譚等人挑取蘇東坡詩中的語句，誣告他“銜怨懷怒、包藏禍心”又以誹謗君相的罪名將他下獄，史稱“烏臺詩案”。蘇軾因這次事件差點丟了性命。

其二，和司馬光舊黨對著幹！神宗皇帝駕崩後，新皇帝年齡尚小，嫡祖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宣仁太后為保守派代表，她十分賞識蘇軾的才能，元佑六年召東坡回朝廷，沒過多久升任中樞舍人，官居三品，蘇軾迎來了仕途的頂峰！司馬光上任宰相後，全盤否定了王安石的變法，新政不分好壞，全部廢！性格耿直的蘇軾再也看不下去，又一次站了出來反對。他認為王安石變法雖然有很多弊端，但其中也有很多切實可行的內容，不能武斷地將其一竿子打死，應當堅持施行有價值政策，將有弊端的廢止。司馬光見東坡持如此態度便勃然大怒，言道“是何奸邪阻撓廢除新法？是哪一個奸佞小人阻撓罷廢新法！”就這樣，蘇軾又一次得罪了新黨，又一次被貶謫。

蘇東坡政治上表現出的不合時宜使得自己在對立的兩派面前都不討好，每一次風暴來臨自然是在劫難逃。

明人曹臣《舌華錄》中記載，蘇軾一日飯後散步，拍著肚皮，問左右侍婢：“你們說說看，此中所裝何物？”一婢女應聲道：“都是文章。”蘇軾不以為然。另一婢女答道：“滿腹智慧。”蘇軾也以為不夠恰當。愛妾朝雲回答說：“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捧腹大笑。

蘇軾對朝雲的回答，大笑認可，是因為他的確“不合時宜”。他先是上書批評王安石推行新法引起的種種弊端，因此接連遭到“變法派”的打擊排擠，外任十多年，吃盡了“變法派”的苦頭，但是，當司馬光決定廢除新法時，他又唱起反調，說“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新法與舊法各有利弊，且推行多年，即使要廢除新法，也需循序漸進，不可驟然廢之。蘇軾的不合作態度，令司馬光非常氣憤。當時的御史、諫官多為司馬光推薦，儘管司馬光並未授意，他們也知道應該怎麼幹，於是蘇軾又開始不斷遭到“保守派”的攻擊陷害。

蘇軾的“不合時宜”，使他既不被“變法派”所容，也不見容於“保守派”，後半生不斷受到打擊迫害，歷盡磨難。然而，這種“不合時宜”，其實是他的一種選擇，並非任性所為，更非庸人刁夫所說的“不識時務”。他之所以既不追隨王安石，也不追隨司馬光，始終保持特立獨行的姿態，堅持自己的政治見解。

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蘇東坡行事，唯以天下蒼生福祉為念，至於新舊兩黨是否高興，則不在自己考慮之中，這就是其不合時宜的主要原因。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東坡先生用一生詮釋著這一聖哲之言。其命運也是中國曆代憂國憂民，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