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慣例，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那麼，張良是否在西漢建國後就淡出了核心權力層呢？

這個問題的結論：既是，也不是。

從肯定的角度說，從跟隨劉邦到西漢建國，張良基本上沒有什麼具體職務，只是在漢高祖十一年時，才“行少傅事”，擔任了一個臨時職務，而且很快就“因疾不視事”，成為西漢朝廷中的一位“散仙”。

而從否定的角度來講，自跟隨劉邦起，張良始終是劉邦陣營中首屈一指的謀士，“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絕非是一句空話，特別是當西漢立國後，劉邦一度起了廢立太子的念頭，最終還是依靠著張良的籌劃，太子才保住了自己的儲位。

可以說，在西漢初年的政局中，張良始終是一位“異類”——表面上超然物外，但在諸多大事中，他的影子又無處不在，時刻影響著西漢政局的走向。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由，在於張良對於劉邦同志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

劉邦同志何許人也？

按照現在的說法，劉邦同志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只要對他有用的人，高官厚祿、金銀財寶統統不在話下，但對方一旦失去作用，甚至對劉邦產生威脅時，他殺起人來還是非常利索的。從蕭何到韓信，西漢的開國功臣們基本都感受過劉邦同志秋後算賬的威力。

正因如此，張良對自己有著明確的定位——論關係，他不如蕭何、曹參、樊噲等“豐沛集團”成員；論戰功，他不如韓信、彭越、英布等悍將。因此，從跟隨劉邦開始，張良始終將自己定位為“畫策臣”、“帝者師”，既不爭權、也不掌兵，只是以一個謀臣的身份出現在劉邦的左右。

到西漢建國後，張良又號稱要“從赤松子遊”，專心在家修道，從權力劃分到清洗功臣，張良始終“不表態、不參與”，擺出一副超然物外的姿態，主動遠離權力的鬥爭的漩渦，從而保證了自己的安全。

老子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正因為張良“不爭”，劉邦始終對其尊重和信任，張良才能夠在之後的太子之爭中對劉邦施加影響。

所以說，張良之所以“淡出核心權力層”，只不過是一招“以退為進”而已。張良以這種方式，既保證了自己的安全，又保持著對朝政的影響力——“漢初三傑”之首，的確實至名歸。

張良（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封為留侯，諡號文成，潁川城父人。張良是漢高祖劉邦的謀臣，漢朝的開國元勳之一，與蕭何、韓信同為漢初三傑。

張良雖系文弱之士，不曾揮戈迎戰，卻以軍謀家著稱。他一生反秦扶漢，功不可滅；籌劃大事，事畢竟成。西漢建國後，劉邦論功行封時，按級班爵，漢高祖令張良自擇齊國三萬戶為食邑，張良辭讓，請封沛縣，故稱張良為留侯。

為何在西漢建國後就淡出核心權力層？

一，為韓報仇的目的達成

張良韓滅家敗後淪為布衣，布衣得封萬戶、位列侯，應該滿足。看到漢朝政權日益鞏固，國家大事有人籌劃，自己“為韓報仇強秦”的政治目的和“封萬戶、位列侯”的個人目標亦已達到，一生的宿願基本滿足。再加上身纏病魔，體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韓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慘結局，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哲理，懼怕既得利益的復失，更害怕韓信等人的命運落到自己身上，張良乃自請告退，摒棄人間萬事，專心修道養精，崇信黃老之學，靜居行氣，欲輕身成仙。 二，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

張良在漢興後“隱居靜養”，退出核心權力層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張良深受秦漢之際道家思想的影響：秦漢之際的道家思想與春秋戰國時期的老莊思想有所不同，道家思想在發展過程中，深受法家及神仙方術等思想的影響，呈現出多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在政治、社會、策略、修身養性等各方面均有所側重。所以，在張良身上存在著入世之“道”和出世之“道”兩種看似矛盾而實際上並不矛盾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