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盪的情感.漢儒曾說,《離騷》與《詩經》中《小雅》同為“忽而不傷”之作,明代詩人袁宏道於《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並指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風”的特點.他的意見顯然是正確的.不僅如此,屈原讚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總之,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剋制、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於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於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充套件,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徵.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
屈原是一位愛美的詩人.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面和引發的感動.“羌聲色之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在屈原筆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樣,他的詩篇,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豔麗的辭藻.他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雲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託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屈原.
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複雜的“騷體詩”,這也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總之,由屈原開創的楚辭,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兩大源頭,對後世文學形成無窮的影響.而由於時代的發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區別,楚辭較之《詩經》,已有顯著的進步.因之,它對後來文學的影響,更在《詩經》之上.
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盪的情感.漢儒曾說,《離騷》與《詩經》中《小雅》同為“忽而不傷”之作,明代詩人袁宏道於《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並指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風”的特點.他的意見顯然是正確的.不僅如此,屈原讚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總之,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剋制、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於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於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奇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充套件,顯示恢宏瑰麗的特徵.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
屈原是一位愛美的詩人.他對各種藝術的美,都不以狹隘的功利觀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處處渲染音樂歌舞的熱烈場面和引發的感動.“羌聲色之娛人,觀者憺兮忘歸”,在屈原筆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樣,他的詩篇,也喜歡大量鋪陳華美的、色澤豔麗的辭藻.他還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賦予草木、魚蟲、鳥獸、雲霓等種種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託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詩歌的美質.大體上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屈原.
在詩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創造出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複雜的“騷體詩”,這也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總之,由屈原開創的楚辭,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兩大源頭,對後世文學形成無窮的影響.而由於時代的發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區別,楚辭較之《詩經》,已有顯著的進步.因之,它對後來文學的影響,更在《詩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