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制度史其實可以簡單粗暴的分為幾個部分。
（聖德太子自從滾下日元鈔票之後據說連課本也不要他了）
第一個部分是傳統的日本貴族和部民的時期，在這個階段天皇家和普通貴族一樣兼具祭司和統治者的雙重身份。透過佔有土地和人民掌握統治權，然後透過兼併其他的貴族的土地和人民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乙巳之変）
第二個部分就是在日本建立起霸權的天皇家和與天皇結盟的貴族一起引入了中國的體制，試圖在日本建立起中國式的絕對君主制，把天下的土地都收歸國有從私田變為公田，人民都從部民變為公民。透過班田制建立起對人民的直接控制，然後以租庸調作為國家的財政基礎。這就是所謂的“大化改新”和之後的一系列效法中國的制度改革。
（五攝家之外衰微了松殿家就是這位松殿關白的後裔）
第三部分是這種制度改革的失敗，傳統觀念認為日本曾經短暫的建立起班田制，但事實上班田制很可能從一開始就流於紙面。貴族的私田和部民很快就恢復了，只不過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恢復的，那就是貴族作為保護人和地方實際控制土地的人們聯合起來逃避國家的徵稅和課役。這種保護人依靠自己符合律令制的身份和官位來繞過國家公權力獲得土地收入的方式就是所謂的“莊園制”。之後的日本歷史所有的制度變化和鬥爭，無論是攝關政治還是院政，還是鎌倉或者室町幕府歸根結底都是圍繞著如何在天皇、王家、攝關家、幕府和武士之間如何分配莊園的收益進行的。
（內藤湖南在講演《應仁之亂》裡說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的分水嶺，因為莊園制度在應仁之後走向了瓦解）
第四個部分就是莊園制度本身的瓦解，和武士對農村經濟建立起直接支配，然後獨霸日本農業社會的經濟利益的時代，也就是江戶幕府。透過持續的檢地，幕府實際上奪取了日本農業經濟的大部分利潤。而傳統的莊園領主，無論是天皇、還是京都公家貴族，還是寺社都失去了他們的大部分收益，只能得到幕府給予的領地收入。從日本自身的社會發展來看到江戶幕府就算達到了頂點，已經沒有新的進步的可能了。也正是在這個停滯階段發生了“黑船來航”，之後日本進入明治維新。
（江戶幕府是日本政治制度發展的最高峰）
日本的政治制度發展當中最有趣的一點就是日本存在著一個持續了幾百年的漫長的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也就是所謂的“律令制國家”。這個體制原本是作為天皇制的理想制度被引入的，但卻無法在日本生根發芽，只能作為盆景而儲存下去。尤其是作為地方行政區劃的“國”被保留到明治廢藩置縣。而作為中央機構的太政官，則被保留到內閣制改革。
（宇治的平等院鳳凰堂是攝關家融化的最好象徵）
這套體制在經濟上搞的班田制從一開始就碰壁了，但在政治上卻長期保留。莊園制度的興起，讓朝廷無法得到足夠的租稅。於是天皇的外祖父就作為權門來繞過國家法度去成為莊園的保護者，用自己充當保護人的灰色收入來維持國家的運作。很多人認為攝關政治是藤原家繞過天皇，甚至是架空天皇所以攝關家和天皇之間是敵對的關係。但其實攝關政治本身就是天皇家的一種權宜之計。既然國家正稅收不到，那就收保護費咯。既然要收保護費，那自然沒有人比天皇的外戚更可信了。
（後白河天皇的蓮花王院則是少數可以一窺院政時期的風貌的遺存）
從這個意義上說權門政治只是律令制在經濟上失敗之後得一個彌補措施。而院政則是天皇自己作為“治天之君”來收保護費的一種方法，是對攝關政治的一種修正。而攝關和院政自己內部發生紛爭，導致保元、平治之亂。因為他們需要武力，使得原本自慚形穢的武士發現天潢貴胄的王家和攝關家也不過如此因此坐大。甚至在源賴朝時期建立了東國權門，則是王家和攝關家自己失敗的產物。
（保元平治之亂以後武士登上歷史舞臺）
鎌倉幕府和室町幕府的經濟基礎都是莊園，但因為室町時代是亂世，而且將軍一方面需要守護維持領國的安全，不得不默許他們坐大甚至篡奪很多莊園的收入。另一方面又想要挾持這些守護防止他們背叛自己，所以搞守護在京。最終就讓鎌倉以來奪取了莊園收益的武士上層階級也變得越來越遠離地方。而地方的下層武士就趁機擴張了自己的力量，最終透過戰國時期的大動盪，把幕府的經濟基礎建立在了直接控制農村的地位上。
日本的政治制度史其實可以簡單粗暴的分為幾個部分。
（聖德太子自從滾下日元鈔票之後據說連課本也不要他了）
第一個部分是傳統的日本貴族和部民的時期，在這個階段天皇家和普通貴族一樣兼具祭司和統治者的雙重身份。透過佔有土地和人民掌握統治權，然後透過兼併其他的貴族的土地和人民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乙巳之変）
第二個部分就是在日本建立起霸權的天皇家和與天皇結盟的貴族一起引入了中國的體制，試圖在日本建立起中國式的絕對君主制，把天下的土地都收歸國有從私田變為公田，人民都從部民變為公民。透過班田制建立起對人民的直接控制，然後以租庸調作為國家的財政基礎。這就是所謂的“大化改新”和之後的一系列效法中國的制度改革。
（五攝家之外衰微了松殿家就是這位松殿關白的後裔）
第三部分是這種制度改革的失敗，傳統觀念認為日本曾經短暫的建立起班田制，但事實上班田制很可能從一開始就流於紙面。貴族的私田和部民很快就恢復了，只不過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恢復的，那就是貴族作為保護人和地方實際控制土地的人們聯合起來逃避國家的徵稅和課役。這種保護人依靠自己符合律令制的身份和官位來繞過國家公權力獲得土地收入的方式就是所謂的“莊園制”。之後的日本歷史所有的制度變化和鬥爭，無論是攝關政治還是院政，還是鎌倉或者室町幕府歸根結底都是圍繞著如何在天皇、王家、攝關家、幕府和武士之間如何分配莊園的收益進行的。
（內藤湖南在講演《應仁之亂》裡說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的分水嶺，因為莊園制度在應仁之後走向了瓦解）
第四個部分就是莊園制度本身的瓦解，和武士對農村經濟建立起直接支配，然後獨霸日本農業社會的經濟利益的時代，也就是江戶幕府。透過持續的檢地，幕府實際上奪取了日本農業經濟的大部分利潤。而傳統的莊園領主，無論是天皇、還是京都公家貴族，還是寺社都失去了他們的大部分收益，只能得到幕府給予的領地收入。從日本自身的社會發展來看到江戶幕府就算達到了頂點，已經沒有新的進步的可能了。也正是在這個停滯階段發生了“黑船來航”，之後日本進入明治維新。
（江戶幕府是日本政治制度發展的最高峰）
日本的政治制度發展當中最有趣的一點就是日本存在著一個持續了幾百年的漫長的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也就是所謂的“律令制國家”。這個體制原本是作為天皇制的理想制度被引入的，但卻無法在日本生根發芽，只能作為盆景而儲存下去。尤其是作為地方行政區劃的“國”被保留到明治廢藩置縣。而作為中央機構的太政官，則被保留到內閣制改革。
（宇治的平等院鳳凰堂是攝關家融化的最好象徵）
這套體制在經濟上搞的班田制從一開始就碰壁了，但在政治上卻長期保留。莊園制度的興起，讓朝廷無法得到足夠的租稅。於是天皇的外祖父就作為權門來繞過國家法度去成為莊園的保護者，用自己充當保護人的灰色收入來維持國家的運作。很多人認為攝關政治是藤原家繞過天皇，甚至是架空天皇所以攝關家和天皇之間是敵對的關係。但其實攝關政治本身就是天皇家的一種權宜之計。既然國家正稅收不到，那就收保護費咯。既然要收保護費，那自然沒有人比天皇的外戚更可信了。
（後白河天皇的蓮花王院則是少數可以一窺院政時期的風貌的遺存）
從這個意義上說權門政治只是律令制在經濟上失敗之後得一個彌補措施。而院政則是天皇自己作為“治天之君”來收保護費的一種方法，是對攝關政治的一種修正。而攝關和院政自己內部發生紛爭，導致保元、平治之亂。因為他們需要武力，使得原本自慚形穢的武士發現天潢貴胄的王家和攝關家也不過如此因此坐大。甚至在源賴朝時期建立了東國權門，則是王家和攝關家自己失敗的產物。
（保元平治之亂以後武士登上歷史舞臺）
鎌倉幕府和室町幕府的經濟基礎都是莊園，但因為室町時代是亂世，而且將軍一方面需要守護維持領國的安全，不得不默許他們坐大甚至篡奪很多莊園的收入。另一方面又想要挾持這些守護防止他們背叛自己，所以搞守護在京。最終就讓鎌倉以來奪取了莊園收益的武士上層階級也變得越來越遠離地方。而地方的下層武士就趁機擴張了自己的力量，最終透過戰國時期的大動盪，把幕府的經濟基礎建立在了直接控制農村的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