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樹勳，河北省衡水市安平縣孫遙城村人，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又先後擔任過《平原雜誌》《天津日報》文藝副刊、《文藝通訊》等報刊的編輯， 並著有關於編輯的作品。12歲開始接受新文學，受魯迅和文學研究會影響很大。"孫犁"是他參加抗日戰爭後於1938年開始使用的筆名。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會副主席、主席，天津市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一至三屆理事、作協顧問，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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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3日，孫犁長篇小說《風雲初記》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孫犁的作品以小說、散文集《白洋澱紀事》為其秀雅、雋永的創作風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澱》、《蘆花蕩》、《囑咐》等短篇作為現代文學史上負有盛名的篇章。長篇小說《風雲初記》被文藝界視之為“荷花澱派”的主要代表作。孫犁的小說以抗日戰爭時期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區農村為背景，生動地再現了當地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戰鬥情景。茅盾說過：“孫犁的創作有一貫的風格，他的散文富於抒情味，他的小說好像不講究篇章結構，然而決不枝蔓；他是用談笑從容的態度來描摹風雲變幻的，好處在於雖多風趣而不落輕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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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評價孫犁“鐵木舞風雲，清荷寫人生”評價中包含孫犁的藝術成就。“鐵木”指中篇小說代表作《鐵木前傳》，“風雲”指長篇小說代表作《風雲初記》，“清荷”指短篇小說《荷花澱》。 孫犁就一個概念、一個涵義上來說是獨一無二的作家，這並不是說在文學造詣上大師級的中國作家中沒有第二人，而是說他的人文行為、人文標準，他的人文氣質、他來自解放區，但又給我們留下的不同於其他從解放區的一大批作家的文字，所以孫犁是一個很特殊的作家。

2、真誠平易地對待作家，甘願為他人做嫁衣；

3、善用比喻，深入淺出地說明文藝理論。

孫犁的評論風格的最大特點就是嚴謹、誠實，在他的評論當中，決無曲意逢迎。他堅持從實際出發，對作者的人品和作品能實事求是地進行論述，有針對性、有概括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絕不無的放矢，人云亦云，也不草率成章，敷衍塞責。

他更痛恨那種“今日宗楊，明日師墨”，高興時，鸚鵡學舌，不高興，反咬一口的人。

“現在有些報告文學，名義上寫的是真人真事，而對人物只是一知半解，各取所需；對歷史情況，又非常生疏無知。強加一些感情抒發，捏造一些生動的場面，採取一些電影手法，以此吸引讀者，其結果，因為與事實相違，就容易成為虛無縹緲的東西了。”

即使對方是有名的作家，孫犁也能以誠相見，決不含糊。如在《方紀散文集序》裡，在肯定方紀的文學成就的同時，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他的不足：

“方的才氣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不拘一格，文無定法，有時甚至文無定見。……他的膽量也大，別人不敢說的，他有時衝口而出，別人不敢表現的，他有時搶先寫成作品。”

這裡既有熱情的讚揚，也有真誠而委婉的意見，絲毫沒有故弄玄虛，使其“昏昏”。

對於作家的評論，孫犁決不求全責備。他首先想到的是 “從它那裡學習點什麼”，然後才“想從它身上找出什麼缺點”，“如果我們為了讀書寫字，買來一張桌子，不先坐下讀書寫字，而是到處找它的缺點，找到它的一點疤痕，就一腳把它踢翻，劈柴燒火，這對我們的學習並沒有幫助。”

《略談下廠》中“文學不是生活的複寫”、《魯迅的小說》中的“各種見聞，各種知識，對作家都有用。但他不能只是一個行腳僧，東跑跑西看看就算完成任務，他必須有一個生活的根據地。”、《關於長篇小說》中的“生活積累綽綽有餘，而不是捉襟見肘，才能出現理想的小說結構。創作，是有多大本錢做多大生意，不能白手起家，更不能一本萬利。”等等。

這些不論是結合全文來讀，還是當作警句來讀，都能啟人耳目，發人深思。

不管是對待熟悉的作家，還是對待素昧平生的作家；也不管是對待老年作家，還是對待青年作家，孫犁都平等相待。

“做些引導、打雜、清掃道路的工作，使熱心的遊覽者，順暢地進入他們精心創造的園林之中”。他殷切期望年青作家“成為參天成材的大樹，在全國各地矗立。”

譬如，在評論方紀、克明、張志民、劉紹棠、從維熙、阿鳳等作家作品時，都或多或少地回憶彼此之間的交往，介紹他們創作生活的經驗，以平等的地位，以摯友的情懷，以同志的真誠，論人論作，談得談失。即使不是被評論者本人，讀來也感人至深。

“要增加學術內容，要減少文章中的煙硝火氣，因為那種炮擊似的文章，在某一時期，對於手無寸鐵的作家、作品；雖然具備很強的殺傷力，但過了那一特殊時刻，它本身也會煙消火滅，一點存在的價值也沒有了”。

孫犁在文藝評論中，善用比喻，巧用比喻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藝術的“魔棒”在他手裡，揮舞自如，變幻奇麗。

“就整個結構上說，看這本書，很象吃一條肥美的魚，頭有點難啃，尾有些輕飄，沉著有力，具備豐富生活性和感染力的，還是中間一段吧。”

“一個小孩子，東揀一塊磚頭，西揀一片碎瓦，湊搭成一個小屋，看起來很是天真有趣，也能引起人的靈感，我們要那樣去玩耍，就沒有意思。”

此中的比喻是淺近的，但說明的文藝理論卻是深刻的，比喻的語言是風趣的，但對人的啟示卻是嚴肅的。如此言近旨遠，不失為設喻的佳品。

情節豐富多彩，各種藝術作品都離不開情節，或複雜、或簡潔、或紛繁、或單一，在作家筆下形成了一個變幻奇特的世界。

“在那裡，江河的形成，好象列車的線路一樣。在音樂堂裡只有大鑼大鼓的聲音，在氣象臺上，只預告大雨颱風的訊息，在畫箱裡只有一盤濃得化不開的頗色。因此，沒有管絃形不成交響，沒有Sunny，看不到生氣，沒有調配，無法繪出生活的近處和遠景。它給人的印象是枯燥的，煩囂的，缺乏境界的。”

這裡，孫犁用“列車的線路”來比喻情節的平直無曲，用“只有大鑼大鼓的音聲”來比喻情節的粗略乏味，用“只預報大雨颱風的訊息”來比喻情節的晦暗死氣，用“只有一盤濃得化不開的顏色”來比喻情節的單調凝滯。

孫犁緊接著一反前喻，而用一連串富有色澤和激情的更為鮮麗的比喻，如“管絃”、“交響”、“Sunny”、“生氣”、“調配”、“近處和遠景”等，這樣的比喻使複雜的藝術理論問題，顯得生動、形象而清晰。

文藝理論中有的觀點確實較為艱深，從理論到理論很難說清，讀者也感到難以理解。孫犁深諳此中苦衷，因而在他的《文學短論》中，幾乎每篇“短論”都用生動、形象、鮮明的比喻，深入淺出地講明一個藝術道理，闡述一種艱深的觀點，理清各種複雜關係，使讀者一讀便懂，甚至達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效果。這是孫犁評論風格中一個顯著的特點。

自從孫犁1937年參加工作，大部分時間是做編輯工作和通訊報導工作，不論在冀中導報工作期間，還是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期間，抑或是在晉察冀日報、天津日報工作期間，長期的編輯和寫作，養成了他的平實、嚴謹的風格。

正如他後來在《<田流散文特寫集>序》中回憶的：

“戰鬥年代的通訊，可以說是馬上打天下的通訊。是戰鬥的，真實的，樸素的，可以取信當世，並可傳之子孫的……因此，在這一時期，新聞也好，通訊也好，特寫也好，都不存在什麼虛構的問題，其中更沒有謊言。”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