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的最直接原因: 就是明朝財政枯竭！

明朝政府在中後期，有一條政策規定，只要有功名的，包括考中舉人，秀才和生員都享有一定的優惠政策:譬如他們家的田產可以不交稅，在政府組織的修橋補路或者派給醞釀任務的時候可以不用出勞役。這樣有些民戶為了躲避稅負，就把自家的田產掛靠在這些舉人和秀才生員身上。日積月累，就造成了政府徵收稅賦物件的嚴重流失和枯竭。

明朝自朱元璋起開始分封子弟為王。經過兩百多年的繁衍生息。每年要消耗大量的政府錢財來供養這些王室，而這些王室在地方通過巧取豪奪，也大量兼併土地，使大量的農民被迫淪為佃戶和流民。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各地的藩王，坐擁鉅額財產，在中央財政困難需要用錢來武裝軍隊，抵擋外敵入侵和平定內部農民工起義的時候就一毛不達。最後全部便宜了農民群和清朝統治者。

自萬曆末年，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的帶領下逐漸發展了，他們兼併周邊一些部落勢力迅速發展壯大。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建立後金國。訊息傳的明朝後。經過朝廷的準備，1619年，明朝派楊鎬為經略使討伐後金，號稱47萬向後金髮動進攻。

面對明朝的進攻，清朝統治者採取"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集中優勢兵力對明軍各個進攻方向，各個擊破。"雙方在薩爾滸展開大戰，明軍全線潰敗。從此明朝軍隊喪失了進攻後金的能力。由戰略進攻選為戰略防禦。

明末遭遇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小冰河時期，大概時間段就是從萬曆晚期到清朝雍正年間。

這段時間氣候異常，整個陝北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國家在這個時候加派遼餉，地方士紳和官府的敲詐勒索，使得一些活不下去的農民挺而走險開始造反。

明朝的滅亡，有種種原因:明朝本身政治腐敗，內部矛盾尖銳:朝廷官員內部黨爭伐異，消耗了明朝太多的機會和資源；擁有鉅額財富的官紳和商人，卻不被徵稅，其中山西沿邊商人向後金倒賣戰略物資糧食武器；統治者卻指向生活的貧困線下的普通老百姓徵收賦稅！

大明王朝擁有全世界80%以上的白銀，而政府卻面臨無法應對的財政危機，當李自成的農民軍逼近北京城時，崇禎皇帝下令各地勤王，苦等21天后，不見有勤王軍隊，悲憤的崇禎皇帝爬上御花園後的煤山，自縊於一顆老槐樹下

崇禎臨死前寫下遺言：

崇禎對於做亡國之君非常內疚，但同時也表達出對群臣誤國的痛恨，以及對老百姓的愛護。

“新庫中止二千三百餘金。老庫中…只千餘金…外只有錦衣衛解來迦納校尉銀六百兩，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貯書辦處，為守城之用。”加在一起，一共四千二百多兩白銀。

當時朝廷面臨的形勢非常暗淡。一位學者對此作了貼切的描述：

1644年初，軍餉欠款已達數百萬兩，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當北京被圍時，駐軍已有五個月沒有發餉。執行任務的軍隊沒有炊事用具。每個士兵領到100枚銅錢，由他們自己買吃的。

在1572年的春天，三艘中國帆船滿載著精美的中國商品出現在了菲律賓。令這些中中國人沒有想到的是，西班牙人竟然買下了船上的所有貨物。而作為回報，中中國人也運走了他們所能運走的每一塊西班牙銀元。

從此，一船船的美洲白銀開始從菲律賓流入中國，而來自遙遠中國的絲綢、瓷器則成為了富有的歐洲貴族的奢侈品，使得他們對於中國更加著迷與嚮往。大明王朝就這樣成為了世界工廠。

二是結合軍方洗錢，朱家的貴族們曾經一度壟斷了前線大米的供應，供應的價格當然是正常價格的好幾倍；

三是私鑄銅錢，明朝銅錢一直供應不足，老百姓被迫挖宋朝的銅錢用，大部分王府都私鑄銅錢，然後通過銅錢供應量的收緊和放鬆，造成銅錢與白銀比價浮動，吸收普通民眾手中的白銀。

僅以萬曆皇帝為例。他死後留下的內庫私房錢是個驚人的數字，他兒子泰昌皇帝在位僅僅29天，卻從內庫撥出了四百萬兩白銀作邊防之用，而且都是一百萬二百萬地給。

明朝自公務員工資改革之後多年，白銀才正式走入市場，但數量並不多。白銀越少，對銅錢比價就越高，貴族們就越要收藏白銀，越是收藏，數量就越少，如此迴圈，大部分國際貿易進入明朝的白銀都被吸收乾淨。

朱元璋農民出身，知民間疾苦。明代初期的稅率很低，以田賦收入為主的中央政府只徵收不到田地1/10的收入。在明代，中央政府的開支主要是軍事、官俸與公共建設。

行政方面，明初官員的數量很少。1371年地方官員僅為5488名，1455年，京師任職的文官1520名。

至於公共建設，除了修築明長城、修宮殿、維護大運河外，明政府並沒有進行太大規模的公共建設，這主要靠“免費”役力，所需資金很少。

為了徵稅方便，朱元璋編制了針對戶籍的黃冊和針對土地的魚鱗冊，相當於現在的戶口本和土地證。統計結果：戶籍1000多萬戶，人口6000多萬，土地面積近860萬頃。土地面積增加了一倍，政府稅收大大增加，達到3.2億石（注意是糧食，摺合白銀2000萬兩）。按照朱元璋的祖訓，這筆錢不能再增加。

賦稅還有一個“役”的收入。老百姓除了上繳田賦外，自身還要服役，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役”成為了國家行政機關的管理開支，基本上是維護驛站、提供人身作為差役、軍役等等。

勞動力和技術都是免費供國家使用的，政府對“役”只提供基本的糧食供應。從皇帝到官員往往徵用免費勞動力做私人的事情，這類責任又往往加諸於窮人和本分人身上。“役”是一種額外的徵派，不定期，又無法抵制。

根據黃仁宇的計算，役摺合成銀兩約為1000多萬兩。

除了田賦正稅和役之外，還有一些工商業收入、鹽的專賣、礦銀收入、國際貿易收入等等。這些收入大約有380萬兩。

直到明代中後期，糧食和勞動力才慢慢摺合成銀兩。但分配原則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到達中央的資金仍舊很少。經過多次改革後，在張居正時期，把稅糧這部分摺合稅銀，真正到達戶部的約300多萬兩。鹽課、工商稅等收入也同樣，到達戶部約為40萬兩到80萬兩之間。

1.明末出現非常嚴重的“天下養朱”現象。

根據《明太祖實錄》的記載，朱元璋時期宗室總人數只有58人。到萬曆23年（1595），明朝宗室人口總數已經超過了15.7萬人。這一數字到了崇禎年間又有大幅的增加。

朱元璋用糧食為單位規定宗室的待遇。親王每年10000石，郡王每年2000石，往後依次遞減，即便到最低級別奉國中尉和鄉君每年都會有200石的俸祿。

據《皇明經世文編》中的記載“二省之糧，猶不足供宗室祿米之半”。這裡的“二省”指的是產糧大省山西和河南，這兩個省的糧食產量居然不到宗室俸祿的一半。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從萬曆年間開始，宗室已經嚴重拖累了明朝的財政。

2.土地兼併使得國家納稅土地和人口大幅減少，中央財政收入也相應減少

明朝善待讀書人，只要考上舉人就會免除土地賦稅，因此，考上舉人的讀書人會大肆圈佔土地，而擁有土地的自耕農也往往將土地掛靠在舉人的名下，從而逃脫交稅。

江南的縉紳富室佔田少者數百畝，多者數千畝，乃至萬畝。河南的縉紳富士，佔田也動輒達萬畝，最突出的是藩王佔田，萬曆時，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賜給他田地200萬畝，河南田地不夠，“並取山東、湖廣田之”。

天啟時，明熹宗下令撥給桂王、惠王、瑞王和遂平公主、寧國公主的莊田，少者70—80萬畝，多者300萬畝，各州縣以致無田可撥，於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攤銀租，叫做“無地之租。

因此，國家的財政稅收越來越少，而特權階層卻越來越多。這些特權階層像螞蝗一樣，趴在大明王朝的身體上肆意吸血，他們越來越肥，大明卻越來越瘦弱。

3.年例銀軍餉制度打破軍屯神話，成為中央財政開支的大頭。

明朝立國初期本無的軍餉制度——年例銀。孫承澤曾概言:“國朝自洪、永以來，原無年例。年例自正統始。…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業已七倍，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之。”

軍屯的存在是建立在對軍籍戶口殘酷的剝削基礎之上的，當全國的統治穩定下來後，軍籍就開始逃亡。明英宗時期，逃亡的軍人達到了120萬，佔據當時軍隊的一半左右。軍戶的逃亡，必然導致大量的屯田荒廢。

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說：“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許多地方的官僚就乘機吞併軍屯土地。於是，軍屯的收入就逐漸減少了。沒有了軍戶，國家就需要大量招募軍隊，形成了募兵制，募兵制需要更多的軍費支出。

1639年夏，日本德川幕府不允許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貿易。這樣，近一個世紀以來有利可圖的貿易就突然結束了，它曾從日本給中國帶來大量白銀。

葡萄牙人從日本被趕走後幾個月，中國和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貿易也大大減少了。在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中國人之間的關係緊張，最後發展為暴力衝突，約有兩萬多中中國人死於衝突。隨後幾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銀流入中國。

就在1639年夏，危機病得更加嚴重時，崇禎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稅收，無論這次徵稅多少，許多人已無法找到足夠的白銀，舊稅都交不了，更不用說交心稅了，政府為了應付軍事需要，必須從民間榨取更多的白銀。

因為封建社會的王朝建立說白了就是以開國皇帝為首和開國功勳集團瓜分全國資源的成功。由此形成了皇族居中，其他利益集團瓜分利益拱衛這個龐大統治階級的局面。但是資源就那麼多，只是夠一小部分利益集團享受，其他階級自然不滿意。封建社會的主體經濟是農業，土地可以說是國家的根本，老百姓有地種有飯吃自然不會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但是其他官紳階級擴大家族利益的方法就是擴張土地，而他們兼併土地就意味著百姓民不聊生。開國初期兵強馬壯還有政治清明倒是沒什麼，皇帝還可以抑制土地兼併。到了後期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利益集團一年偷偷的兼併一點點土地，累計起來也是了不得。這時候官場腐敗政治黑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軍隊戰鬥力下滑，所以一旦出現一些天災人禍或者有人起兵造反，那麼就意味著其他不甘於受壓迫的勢力可以乘勢而起了，在這個過程中，就出現了改朝換代。明朝處於封建社會，自然逃脫不了土地兼併這個問題，所以最後滅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於此。當然像小冰河期的天災，導致了李自成和張獻忠等人民起義大規模爆發，也是客觀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前言

明朝從1368年朱元璋稱帝到1644年朱由檢吊死在煤山上而結束，享國祚276年。曾經盛極一時的明朝最終走向了滅亡 。對於這個曾經強盛的王朝為何會走向滅亡，史學家們爭論很大 。它滅亡的原因比較複雜，明王朝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正如黃宗羲後來總結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決定的。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的是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是很高，要知道同期日本稅率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但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徵的稅收是歸於地主豪族的，它的實質是負擔轉手。

以上的這些均與明朝出現的財政危機息息相關。

至於有的人說崇禎皇帝內府有千萬兩巨銀，這實屬無稽之談。從常理上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還有錢財，又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之機。這顯然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現有可靠史料也證明，李自成入京城之時，大明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收糧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也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就佔了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朝中葉以後便逐漸被破壞了，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

“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佔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來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正德後都是由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以後，朝廷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一個沉重的負擔，而且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財政來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幅度降低了。

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萬曆三大徵”，僅援朝之役就耗費了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達200萬兩。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大明財政的開支。

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設想如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擔憂。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在天啟、崇禎年間體現了。

故此，明朝中後期不良的財政管理，是明朝滅亡的一個經濟原因。